吴新智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他没留过学，可20世纪60至80年代研究所有外宾来访进行学术交流，不论是否与他的专业有关，大都由他做英文翻译。他踏遍青山寻找化石，创立了中国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网状进化理论。刚参加工作，他在学校的寒假速成俄语班学习一个月就翻译苏联人类学家、史学家格拉西莫夫著的《从头骨复原面貌的原理》，在我国法医学上长期被应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很多博物馆的猿人头像都是在导师指导下按照此原理由他与老技师创作的。在调查野人之后写下了《长臂猿解剖》，开辟了我国灵长类大体解剖研究的新领域。他不畏权威，坚持真理。世界著名权威杂志《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上刊登过有关周口店用火、巫山人等文章，内容与事实不符，他都及时根据实地考察和科学分析提出更正。
战乱时，吴新智一边读中学，一边读大学，他的大学班级23名同学出了4位院士。吴新智申报院士两次失利，第三次让他申报时，他却说：“别浪费机会，让其他同志报吧。”然而，发光的金子依然闪光，他被众多学者推荐为院士。可以说，吴新智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用双手画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轨迹，他的成才之路值得人们借鉴与思考。
1928年6月2日，吴新智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县城内西大街（现安庆路）河平桥，四岁跟母亲学习“字干”，进私塾。“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风给童年的吴新智留下了深刻烙印。1938年读五年级时为躲避日寇侵略经历千辛万苦至四川乐山，在乐山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业，后考入汉大学法律系。1946年夏随父亲去上海后，起初在同济大学新生院学习语，1947年“5·20”大罢课后考入上海医学院学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扩大医学院招生规模，中央卫生部决定举办“高级师资进修班”，决定让学完基础课的医学生加强学习一门医学基础课，一年后充实医学院校师资。1952年，吴新智被分配到大连医学院（现为大连医科大学）进修解剖学，有幸认识后来的导师吴汝康先生。1953年，他从卫生部高级师资进修班结业。此后至1957年任大连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助教。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1957年，吴新智考取吴汝康先生的研究生，将山顶洞人类化石模型作为毕业论文研究内容。1961年毕业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其后历任副研究员、副所长、研究员至今。1982年起历任《人类学学报》副主编、主编。1990年起历任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现代人起源于何时何地?这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对于这个话题有很多传说，中国就有女娲造人，西方比较流行上帝造人的故事。人的来源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个体发育问题，其二是种系发育问题。前者已经解决，即人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来。学者对后者一直争论不休，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扑朔迷离，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始终在探索。吴新智先生一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即人类学研究，以大量化石记录和一些古生物证据为基础，经过深入分析和高度总结，提出了一套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期，吴新智先后到周口店、广西多个洞穴及陕西蓝田公王岭等地进行调查和发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主动率队去大同煤矿清理日本占领时期死亡的工人尸体及其遗物。1969年到湖北沙洋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多后因病返京。70年代，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逐渐恢复业务工作，他生后在二南三道河南淅川、山西丁村、湖北郧西县白龙洞发掘，在淅川和白龙洞发现直立人和智人化石牙齿。80年代，他陪同吴汝康先生在河南发现12颗人牙化石。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他研究了澳大利亚科阿沼泽（Kow Swamp）和蒙戈湖（Lake Mungo）发现的头骨以及库布尔溪（Coobool Creek）下颌骨化石的颏孔。此外，他培训了国内大批人类学工作者，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完成多部专业与科普著述，并且去云南西双版纳考察过传说中的“野人”。
吴新智先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面对种种情形，他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孜孜不倦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在古人类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但他淡泊名利，甚少宣传，媒体的报道也大都从科普角度向观众与读者介绍，外界对吴先生的科研创新等所知不多。在采集资料过程中发现，吴先生诸多优秀品质堪值后人学习与借鉴。
为了做好吴新智学术成长采集工程，采集小组从2013年11月17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上海人类学会授予吴新智院士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之日始，辗转到其出生地、读书地和工作地、化石发掘地及学术活动地等进行直接或间接采访，现场拍摄。采集小组并非将其作为任务完成，而是怀着深厚的感情采访，每采访一人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特别是吴先生不顾85岁高龄，全程陪同采访，亲自到现场详细介绍当时情景并亲自打电话帮助联系采访事宜。吴先生记忆力惊人，这是所有接受采访的人员所不及的。
在湖北郧西县白龙洞，吴先生不顾危险，拄拐在崎岖小路上详细介绍化石发掘当时情境。为做好采访工作，吴先生特意安排其女婿金启伟先生作为家庭代表参加采集小组，主动与采集小组联系开展工作，还让出办公室给采集小组开会、存放资料，在历经上海、安徽、湖北、四川、重庆、山西、陕西、北京、辽宁等省市采访过程中与小组人员同吃同住同工作，不仅没有任何特别要求，还时刻关心采访组成员，使采访组同志感到特别温暖，深受教育。他的这些行为，深深地感染着采集小组每一位同志，激励着每一个成员努力做好工作。
吴新智先生没有正式出版过传记，本人又从未写过自传，仅在档案中有简略自传。被选为院士后，有关院士画册、院士回忆录、母校纪念文章等也仅仅做些简介，但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由于吴先生对采集工作有很高的认识，他积极配合并协助采集小组工作。通过对九省市31个单位51个采访者的采访，获得了大量信息和资料，取得了重要的采集成果。采集小组以照片形式编写了《踏遍青山人未老-吴新智院士的科技生涯》《重返故地-记采访路上的吴新智》，还收集了他的论著，编成一部《吴新智院士选集》（含译文、译著与译校等）。收集到他与国内外同行、学生、领导、友人等提供的实物924件，其中有397件原件以及149件手稿等。包括上海医学院读书时的学习笔记、他写的电影脚本、大同整理万人坑登记表、人类研究测量记录、野外工作日记、手绘地图、发掘剖面图、人类进化图、国内外考察记录等，内容十分丰富。还有在丁村发掘时的发掘钩以及送给幼年的弟弟的望远镜和放大镜，几千张不同年代的照片等。这些珍贵的实物为研究吴新智的科技生涯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共十一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求学经历；第二部分是理论形成过程；第三部分是晚年生活与工作。本书结构多次修改，书名也数易其稿，现在的书名是《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李若溪教授的创意并经白长青教授修改。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吴先生亲自对书名、结构及章节题目、内容做了多次修改，有一次，他提出的意见竟多达17页，体现了他一贯的高度负责、严谨求实、虚心好学的风格。
尽管采集小组先后到多点、对多人进行现场采访，收集实物，但因水平所限及对史料掌握程度尚浅，写作水平不高，加之事件发生时间久远，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吴新智院士光辉灿烂的人生经历，展示其传奇色彩。肯定存在一些对史料领会不够深刻，细节掌握不全，语言表达不准，文字推敲不到位等缺点毛病，恳请诸君批评指正。
吴新智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他没留过学，可20世纪60至80年代研究所有外宾来访进行学术交流，不论是否与他的专业有关，大都由他做英文翻译。他踏遍青山寻找化石，创立了中国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网状进化理论。刚参加工作，他在学校的寒假速成俄语班学习一个月就翻译苏联人类学家、史学家格拉西莫夫著的《从头骨复原面貌的原理》，在我国法医学上长期被应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很多博物馆的猿人头像都是在导师指导下按照此原理由他与老技师创作的。在调查野人之后写下了《长臂猿解剖》，开辟了我国灵长类大体解剖研究的新领域。他不畏权威，坚持真理。世界著名权威杂志《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上刊登过有关周口店用火、巫山人等文章，内容与事实不符，他都及时根据实地考察和科学分析提出更正。
战乱时，吴新智一边读中学，一边读大学，他的大学班级23名同学出了4位院士。吴新智申报院士两次失利，第三次让他申报时，他却说：“别浪费机会，让其他同志报吧。”然而，发光的金子依然闪光，他被众多学者推荐为院士。可以说，吴新智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用双手画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轨迹，他的成才之路值得人们借鉴与思考。
1928年6月2日，吴新智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县城内西大街（现安庆路）河平桥，四岁跟母亲学习“字干”，进私塾。“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风给童年的吴新智留下了深刻烙印。1938年读五年级时为躲避日寇侵略经历千辛万苦至四川乐山，在乐山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业，后考入汉大学法律系。1946年夏随父亲去上海后，起初在同济大学新生院学习语，1947年“5·20”大罢课后考入上海医学院学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扩大医学院招生规模，中央卫生部决定举办“高级师资进修班”，决定让学完基础课的医学生加强学习一门医学基础课，一年后充实医学院校师资。1952年，吴新智被分配到大连医学院（现为大连医科大学）进修解剖学，有幸认识后来的导师吴汝康先生。1953年，他从卫生部高级师资进修班结业。此后至1957年任大连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助教。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1957年，吴新智考取吴汝康先生的研究生，将山顶洞人类化石模型作为毕业论文研究内容。1961年毕业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其后历任副研究员、副所长、研究员至今。1982年起历任《人类学学报》副主编、主编。1990年起历任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现代人起源于何时何地?这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对于这个话题有很多传说，中国就有女娲造人，西方比较流行上帝造人的故事。人的来源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个体发育问题，其二是种系发育问题。前者已经解决，即人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来。学者对后者一直争论不休，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扑朔迷离，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始终在探索。吴新智先生一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即人类学研究，以大量化石记录和一些古生物证据为基础，经过深入分析和高度总结，提出了一套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期，吴新智先后到周口店、广西多个洞穴及陕西蓝田公王岭等地进行调查和发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主动率队去大同煤矿清理日本占领时期死亡的工人尸体及其遗物。1969年到湖北沙洋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多后因病返京。70年代，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逐渐恢复业务工作，他生后在二南三道河南淅川、山西丁村、湖北郧西县白龙洞发掘，在淅川和白龙洞发现直立人和智人化石牙齿。80年代，他陪同吴汝康先生在河南发现12颗人牙化石。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他研究了澳大利亚科阿沼泽（Kow Swamp）和蒙戈湖（Lake Mungo）发现的头骨以及库布尔溪（Coobool Creek）下颌骨化石的颏孔。此外，他培训了国内大批人类学工作者，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完成多部专业与科普著述，并且去云南西双版纳考察过传说中的“野人”。
吴新智先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面对种种情形，他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孜孜不倦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在古人类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但他淡泊名利，甚少宣传，媒体的报道也大都从科普角度向观众与读者介绍，外界对吴先生的科研创新等所知不多。在采集资料过程中发现，吴先生诸多优秀品质堪值后人学习与借鉴。
为了做好吴新智学术成长采集工程，采集小组从2013年11月17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上海人类学会授予吴新智院士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之日始，辗转到其出生地、读书地和工作地、化石发掘地及学术活动地等进行直接或间接采访，现场拍摄。采集小组并非将其作为任务完成，而是怀着深厚的感情采访，每采访一人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特别是吴先生不顾85岁高龄，全程陪同采访，亲自到现场详细介绍当时情景并亲自打电话帮助联系采访事宜。吴先生记忆力惊人，这是所有接受采访的人员所不及的。
在湖北郧西县白龙洞，吴先生不顾危险，拄拐在崎岖小路上详细介绍化石发掘当时情境。为做好采访工作，吴先生特意安排其女婿金启伟先生作为家庭代表参加采集小组，主动与采集小组联系开展工作，还让出办公室给采集小组开会、存放资料，在历经上海、安徽、湖北、四川、重庆、山西、陕西、北京、辽宁等省市采访过程中与小组人员同吃同住同工作，不仅没有任何特别要求，还时刻关心采访组成员，使采访组同志感到特别温暖，深受教育。他的这些行为，深深地感染着采集小组每一位同志，激励着每一个成员努力做好工作。
吴新智先生没有正式出版过传记，本人又从未写过自传，仅在档案中有简略自传。被选为院士后，有关院士画册、院士回忆录、母校纪念文章等也仅仅做些简介，但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由于吴先生对采集工作有很高的认识，他积极配合并协助采集小组工作。通过对九省市31个单位51个采访者的采访，获得了大量信息和资料，取得了重要的采集成果。采集小组以照片形式编写了《踏遍青山人未老-吴新智院士的科技生涯》《重返故地-记采访路上的吴新智》，还收集了他的论著，编成一部《吴新智院士选集》（含译文、译著与译校等）。收集到他与国内外同行、学生、领导、友人等提供的实物924件，其中有397件原件以及149件手稿等。包括上海医学院读书时的学习笔记、他写的电影脚本、大同整理万人坑登记表、人类研究测量记录、野外工作日记、手绘地图、发掘剖面图、人类进化图、国内外考察记录等，内容十分丰富。还有在丁村发掘时的发掘钩以及送给幼年的弟弟的望远镜和放大镜，几千张不同年代的照片等。这些珍贵的实物为研究吴新智的科技生涯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共十一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求学经历；第二部分是理论形成过程；第三部分是晚年生活与工作。本书结构多次修改，书名也数易其稿，现在的书名是《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李若溪教授的创意并经白长青教授修改。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吴先生亲自对书名、结构及章节题目、内容做了多次修改，有一次，他提出的意见竟多达17页，体现了他一贯的高度负责、严谨求实、虚心好学的风格。
尽管采集小组先后到多点、对多人进行现场采访，收集实物，但因水平所限及对史料掌握程度尚浅，写作水平不高，加之事件发生时间久远，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吴新智院士光辉灿烂的人生经历，展示其传奇色彩。肯定存在一些对史料领会不够深刻，细节掌握不全，语言表达不准，文字推敲不到位等缺点毛病，恳请诸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