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在上海吴淞创立，是中国国立大学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颜福庆出任首任院长。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江苏大学，1928年5月再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先后更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立医学院。1936年，枫林桥新校舍和中山医院同时建成。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内迁至云南昆明白龙潭；1940年辗转迁至四川重庆歌乐山，由朱恒璧任院长。1946年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国立上海医学院是当时与协和医学院水平相当的医学院，颜福庆创建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原因就是考虑当时中国自己开设的医学院校很少，协和医学院虽然名气很大，但毕竟是外国人开办的，并且招收的学生数量过少，难以改变中国医学人员缺乏的状况。所以从国家命运考虑，四面筹款，聘请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创办了这所学校。
当时学生录取率十分低，1946年近2000人报考，正取30人，备取15人。严格控制招生人数是录取率低的重要原因，此前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招生人数高于30人，因受政治影响以及高淘汰率的影响，前几届学生一年级要淘汰一部分，这样虽然提高了在校生的总体素质，但被淘汰的学生谋出路就很难，加之学生运动比较多，校舍有些不足，因此学校决定1947级仅招生30人。因正取的30人中有部分进入其他高校，后来备取的15人也都进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新生院中有多人参加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招生考试，但仅有吴新智和贾士铨两人被录取，他们毕业后分别到大连医学院和山东医学院任教。
国立上海医学院最初在红会医院，也就是后来的华山医院，后搬到枫林桥。枫林桥宿舍崭新漂亮，校门口的牌子书写着“国立上海医学院”。开学第一天，院长朱恒璧讲话强调：“今天开学了，你们今天在座的有哪一位是想毕业以后去当开业医生的，请你现在就退学，我们学校不教这样的学生！我们就是要在国内培养一批很出色的人才，你们要为发展国家医学事业拿出你们的力量来，你们不是为了赚钱的，要培养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以后为我们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贡献！”
颜福庆办国立上海医学院，立誓将国立上海医学院办成一所国内高水平的自主医学院，要达到甚至超越协和医学院的水平。所以规定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教授不能开业，必须专心致志教学。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学生都能刻苦学习，后来在上海医学院文化座谈会上，大家回顾学校的文化氛围的时候，谈论最多就是认真，要求严格。正是这种认真严格的精神文化，造就国立上海医学院47级学生中有4位同学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7年是国立上海医学院建院以来招生人数最少的一届，1952年实习时被分到各个医学院校高级师资进修班进修，录取率低的最大好处是录取的人能力都很强，学习也都非常努力。后来该班走出多位院士专家，也是受益于国立上海医学院严谨的学风。当时国立上海医学院有18位一级教授，人数仅次于清华大学，一级教授学问涵养都非常高，并且这些教授都直接给学生上课，亲临教学第一线，如内科林兆青（1907-1992）教授是《实用内科学》的主编；外科沈克非（1898-1972）院长上课非常精彩，简明扼要，切中要害，自然同学们的收获就非常大。沈克非院长讲普通外科时讲治疗原则-有脓必排，就是外科遇见有化脓的情形一定要排掉。同样的原则在内科也适用，肺脓疡里的脓一定要排掉，支气管扩张，脓积在里面像一串一串的葡萄，治疗的原则就是杀菌、排脓。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韩济生回忆国立上海医学院时，饱含深情地说：“包括吴新智在内，我们班级走出四名院士，大家都很成功，这与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文化熏陶和知识教育分不开。我也是有特别扎实的上医的根底，所以才能得心应手。”
上海那时物价飞涨，吴新智至今还记得经常到学校附近建国路的一个菜市场购买“虾酱”罐头，那是将各种海产品的下脚料打碎制成的，因为特别咸，能帮助下饭。有时在晚饭后散步时还会顺便到附近的泰康饼干厂购买一些因为破碎不适合装桶而廉价处理的碎饼干作为零食，当时这些就是一种生活享受。
上海医学院的要求十分严格，生物、化学每个星期都有小测验，英语就是quiz.起初同学们都很厌烦这种考试方式，因根本没时间玩耍，刚学完就要复习考试，一学期下来都在不断学习复习中，很紧张。但后来同学们反倒很希望能及时进行quiz,因如果不及时进行quiz,则下次考试的时候要考更多的内容，复习起来更困难。有的老师英文水平高，有的老师英语水平并不十分高，但上课全程用英语讲授，有时也会不知道翻译成中文怎么表述更好。前三年没有讲义或其他“教材”，同学们复习靠课堂上记的笔记和从图书馆借的英语参考书。在上海和苏、浙地区上中学的同学们英文底子好，对这种教学方式一般都能适应。幸亏吴新智在中学时学过英语，特别是听过许海澜老师的课，所以还能跟上课程。
1948年2月，在苏州东吴大学②读英文系的申功述看到国立上海医学院招五名插班生，就联合其他两名同学报考，插班进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学习，与吴新智同班，住在吴新智隔壁。申功述的家乡在苏州，抗战胜利后就读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金陵大学,一年后分到中政院，申功述不愿意从政，所以再次参加高考进入东吴大学英语系，读两年后发现国立上海医学院招插班生，便放弃报考北京医学院，参加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招考并被录取。已经读过金陵大学和东吴大学的申功述仍旧感觉到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学习紧张，一个年级只有30多人，上课全部用英语，不到5点钟时，天还没亮，学生就起床晨读，就连两节课中间的休息时间也很少有同学走出教室休息，大家仍旧是在教室内看书。晚上熄灯后还要学习，有的同学学习特别刻苦，宿舍熄灯后躲到厕所里看书。周末的时间也大部分用来学习，周日上午大家有事情需要处理的出外处理事情，中午前回校园吃饭，下午接着看书学习。刻苦学习已经成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校风并内化为文化和自觉。
丛铮是吴新智的同班同学。1948年，丛铮在交通大学的弟弟是学生会负责人，暑假的时候被国民党传信，即被通缉了。冬天，上海医学院的特务学生开始关注丛铮。寒假丛铮从上海回南通时，南通已经解放，南通到上海的交通中断。丛铮的父亲原来是中学老师，正在撰写文章，并且又正好生病，所以丛铮就留在南通代替父亲上课，等待上海解放才回国立上海医学院。但不能跟原来班了，就退到下一班，即吴新智班。正好新中国成立后有很多事情要开展，丛铮担任学生会主席和院务管理委员会委员，创始人颜福庆是管理委员会主任，华东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是副主任。丛铮后来到上海市宣联并作为上海市人民代表，班里活动有时候不参加，班长吴新智将班里团结得很好，互相照顾都很周到，吴新智也常常组织一些班里的活动。
丛铮经常参加活动，晚上回来就晚，一般大家都休息了，其他同学早上都出去锻炼、做操，因知道丛铮回来得晚也不叫他，但在床头、书架、贴纸条提醒丛铮要注意休息，别睡得太晚。从铮跟吴新智等同学开玩笑称这是贴大字报。
国立上海医学院与吴新智同时入学的同班同学中，有部分同学是在其他高校读过一年的，如吴新智和贾士铨就是从同济大学新生院过来的，曾毅在复旦大学化学系读过一年，颜文俊、陈星正和徐德芳分别在圣约翰大学①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读过一年。也就是有的同学已经读过一个大学，再报考国立上海医学院，由此可见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对上海医学院的向往。就生源区域而言，来自上海的同学仅五六名，大部分是来自其他省市的学生。
国立上海医学院经常举行临床病理讨论会，患者入住医院后经过各项检查、诊断、治疗，如果最终患者并没有抢救成功而死亡，做病理解剖后就在最大的阶梯教室召开临床病理讨论会，老师学生自由参加。首先由主管医生介绍处理患者的过程，包括初步诊断、检查事项、诊疗措施及效果；然后由参加讨论会的人员各抒已见，根据自身知识和思维对患者患病情形进行判断；最后由病理解剖人员将解剖结果及分析过程详细介绍给大家。
通过这种多次预判断、分析、研讨的过程，不仅增长了医学知识，还提高了逻辑思维能力。
这种根据一定事实和现有知识进行逻辑推论判断的训练，大大提高了吴新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他此后的古人类学研究，特别是对古人类化石的判断大有裨益。与临床诊断治疗相似，对古人类化石的判断也是基于材料少、知识有限的情形下做出的判断，根据既有化石和信息，要推想到各种可能性及各种可能性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等，以及相互之间的材料印证或者否定何种判断，都需要严格的逻辑思维判断能力。后来吴新智回忆自身学习过程时，对打桥牌和临床病例讨论非常重视，认为这些活动都训练和提高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学校里由于学习比较紧张，同学之间交往不是太多，连讲话都很少，甚至有的同学之间没有讲过话。吴新智在学期间的合作伙伴是方干，当时用英文说是partner,他们两人解剖一具尸体，一人解剖一边，做化学实验或其他实验也是一个小组，两人共同学习，互相帮助。
国立上海医学院一般都是教授上课，讲师很少讲课，更多是带实验。王永豪老师跟随齐登科老师学习，因齐老师感染肺病过世，王永豪老师就接替齐老师上解剖课，一边用英语讲授医学知识，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示意图。后来王永豪与吴新智都成为解剖学会的会员，王老师还谦虚地称他为新智教授，给吴新智留下深刻印象。
林国镐老师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测试，随堂突然袭击，并不预先告诉测验时间和内容，以此促使同学们课后努力学习。徐丰彦老师本来擅长消化生理和神经生理，朱壬葆①老师擅长内分泌，但老师们为提高自己不擅长专业的水平，交换原来负责授课的内容，由徐丰彦老师讲授内分泌，朱壬葆老师讲授消化生理和神经生理，以此拓宽自己的学识和改善知识结构。同学们从中意识到努力学习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不仅要发展自己的专长，还需要弥补自己的短处，进一步促使同学们刻苦学习。
国立上海医学院严谨敬业的学风深深印在学生们的头脑中，教会他们应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班里23个同学，出了4位院士，没有当选院士的能人也很多，工作中做出骄人的成绩，分别在各自的行业中具有很大的成就，享誉国内外，这都得益于国立上海医学院的严格教育。
1927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在上海吴淞创立，是中国国立大学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颜福庆出任首任院长。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江苏大学，1928年5月再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先后更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立医学院。1936年，枫林桥新校舍和中山医院同时建成。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内迁至云南昆明白龙潭；1940年辗转迁至四川重庆歌乐山，由朱恒璧任院长。1946年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国立上海医学院是当时与协和医学院水平相当的医学院，颜福庆创建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原因就是考虑当时中国自己开设的医学院校很少，协和医学院虽然名气很大，但毕竟是外国人开办的，并且招收的学生数量过少，难以改变中国医学人员缺乏的状况。所以从国家命运考虑，四面筹款，聘请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创办了这所学校。
当时学生录取率十分低，1946年近2000人报考，正取30人，备取15人。严格控制招生人数是录取率低的重要原因，此前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招生人数高于30人，因受政治影响以及高淘汰率的影响，前几届学生一年级要淘汰一部分，这样虽然提高了在校生的总体素质，但被淘汰的学生谋出路就很难，加之学生运动比较多，校舍有些不足，因此学校决定1947级仅招生30人。因正取的30人中有部分进入其他高校，后来备取的15人也都进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新生院中有多人参加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招生考试，但仅有吴新智和贾士铨两人被录取，他们毕业后分别到大连医学院和山东医学院任教。
国立上海医学院最初在红会医院，也就是后来的华山医院，后搬到枫林桥。枫林桥宿舍崭新漂亮，校门口的牌子书写着“国立上海医学院”。开学第一天，院长朱恒璧讲话强调：“今天开学了，你们今天在座的有哪一位是想毕业以后去当开业医生的，请你现在就退学，我们学校不教这样的学生！我们就是要在国内培养一批很出色的人才，你们要为发展国家医学事业拿出你们的力量来，你们不是为了赚钱的，要培养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以后为我们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贡献！”
颜福庆办国立上海医学院，立誓将国立上海医学院办成一所国内高水平的自主医学院，要达到甚至超越协和医学院的水平。所以规定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教授不能开业，必须专心致志教学。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学生都能刻苦学习，后来在上海医学院文化座谈会上，大家回顾学校的文化氛围的时候，谈论最多就是认真，要求严格。正是这种认真严格的精神文化，造就国立上海医学院47级学生中有4位同学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7年是国立上海医学院建院以来招生人数最少的一届，1952年实习时被分到各个医学院校高级师资进修班进修，录取率低的最大好处是录取的人能力都很强，学习也都非常努力。后来该班走出多位院士专家，也是受益于国立上海医学院严谨的学风。当时国立上海医学院有18位一级教授，人数仅次于清华大学，一级教授学问涵养都非常高，并且这些教授都直接给学生上课，亲临教学第一线，如内科林兆青（1907-1992）教授是《实用内科学》的主编；外科沈克非（1898-1972）院长上课非常精彩，简明扼要，切中要害，自然同学们的收获就非常大。沈克非院长讲普通外科时讲治疗原则-有脓必排，就是外科遇见有化脓的情形一定要排掉。同样的原则在内科也适用，肺脓疡里的脓一定要排掉，支气管扩张，脓积在里面像一串一串的葡萄，治疗的原则就是杀菌、排脓。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韩济生回忆国立上海医学院时，饱含深情地说：“包括吴新智在内，我们班级走出四名院士，大家都很成功，这与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文化熏陶和知识教育分不开。我也是有特别扎实的上医的根底，所以才能得心应手。”
上海那时物价飞涨，吴新智至今还记得经常到学校附近建国路的一个菜市场购买“虾酱”罐头，那是将各种海产品的下脚料打碎制成的，因为特别咸，能帮助下饭。有时在晚饭后散步时还会顺便到附近的泰康饼干厂购买一些因为破碎不适合装桶而廉价处理的碎饼干作为零食，当时这些就是一种生活享受。
上海医学院的要求十分严格，生物、化学每个星期都有小测验，英语就是quiz.起初同学们都很厌烦这种考试方式，因根本没时间玩耍，刚学完就要复习考试，一学期下来都在不断学习复习中，很紧张。但后来同学们反倒很希望能及时进行quiz,因如果不及时进行quiz,则下次考试的时候要考更多的内容，复习起来更困难。有的老师英文水平高，有的老师英语水平并不十分高，但上课全程用英语讲授，有时也会不知道翻译成中文怎么表述更好。前三年没有讲义或其他“教材”，同学们复习靠课堂上记的笔记和从图书馆借的英语参考书。在上海和苏、浙地区上中学的同学们英文底子好，对这种教学方式一般都能适应。幸亏吴新智在中学时学过英语，特别是听过许海澜老师的课，所以还能跟上课程。
1948年2月，在苏州东吴大学②读英文系的申功述看到国立上海医学院招五名插班生，就联合其他两名同学报考，插班进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学习，与吴新智同班，住在吴新智隔壁。申功述的家乡在苏州，抗战胜利后就读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金陵大学,一年后分到中政院，申功述不愿意从政，所以再次参加高考进入东吴大学英语系，读两年后发现国立上海医学院招插班生，便放弃报考北京医学院，参加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招考并被录取。已经读过金陵大学和东吴大学的申功述仍旧感觉到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学习紧张，一个年级只有30多人，上课全部用英语，不到5点钟时，天还没亮，学生就起床晨读，就连两节课中间的休息时间也很少有同学走出教室休息，大家仍旧是在教室内看书。晚上熄灯后还要学习，有的同学学习特别刻苦，宿舍熄灯后躲到厕所里看书。周末的时间也大部分用来学习，周日上午大家有事情需要处理的出外处理事情，中午前回校园吃饭，下午接着看书学习。刻苦学习已经成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校风并内化为文化和自觉。
丛铮是吴新智的同班同学。1948年，丛铮在交通大学的弟弟是学生会负责人，暑假的时候被国民党传信，即被通缉了。冬天，上海医学院的特务学生开始关注丛铮。寒假丛铮从上海回南通时，南通已经解放，南通到上海的交通中断。丛铮的父亲原来是中学老师，正在撰写文章，并且又正好生病，所以丛铮就留在南通代替父亲上课，等待上海解放才回国立上海医学院。但不能跟原来班了，就退到下一班，即吴新智班。正好新中国成立后有很多事情要开展，丛铮担任学生会主席和院务管理委员会委员，创始人颜福庆是管理委员会主任，华东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是副主任。丛铮后来到上海市宣联并作为上海市人民代表，班里活动有时候不参加，班长吴新智将班里团结得很好，互相照顾都很周到，吴新智也常常组织一些班里的活动。
丛铮经常参加活动，晚上回来就晚，一般大家都休息了，其他同学早上都出去锻炼、做操，因知道丛铮回来得晚也不叫他，但在床头、书架、贴纸条提醒丛铮要注意休息，别睡得太晚。从铮跟吴新智等同学开玩笑称这是贴大字报。
国立上海医学院与吴新智同时入学的同班同学中，有部分同学是在其他高校读过一年的，如吴新智和贾士铨就是从同济大学新生院过来的，曾毅在复旦大学化学系读过一年，颜文俊、陈星正和徐德芳分别在圣约翰大学①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读过一年。也就是有的同学已经读过一个大学，再报考国立上海医学院，由此可见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对上海医学院的向往。就生源区域而言，来自上海的同学仅五六名，大部分是来自其他省市的学生。
国立上海医学院经常举行临床病理讨论会，患者入住医院后经过各项检查、诊断、治疗，如果最终患者并没有抢救成功而死亡，做病理解剖后就在最大的阶梯教室召开临床病理讨论会，老师学生自由参加。首先由主管医生介绍处理患者的过程，包括初步诊断、检查事项、诊疗措施及效果；然后由参加讨论会的人员各抒已见，根据自身知识和思维对患者患病情形进行判断；最后由病理解剖人员将解剖结果及分析过程详细介绍给大家。
通过这种多次预判断、分析、研讨的过程，不仅增长了医学知识，还提高了逻辑思维能力。
这种根据一定事实和现有知识进行逻辑推论判断的训练，大大提高了吴新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他此后的古人类学研究，特别是对古人类化石的判断大有裨益。与临床诊断治疗相似，对古人类化石的判断也是基于材料少、知识有限的情形下做出的判断，根据既有化石和信息，要推想到各种可能性及各种可能性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等，以及相互之间的材料印证或者否定何种判断，都需要严格的逻辑思维判断能力。后来吴新智回忆自身学习过程时，对打桥牌和临床病例讨论非常重视，认为这些活动都训练和提高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学校里由于学习比较紧张，同学之间交往不是太多，连讲话都很少，甚至有的同学之间没有讲过话。吴新智在学期间的合作伙伴是方干，当时用英文说是partner,他们两人解剖一具尸体，一人解剖一边，做化学实验或其他实验也是一个小组，两人共同学习，互相帮助。
国立上海医学院一般都是教授上课，讲师很少讲课，更多是带实验。王永豪老师跟随齐登科老师学习，因齐老师感染肺病过世，王永豪老师就接替齐老师上解剖课，一边用英语讲授医学知识，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示意图。后来王永豪与吴新智都成为解剖学会的会员，王老师还谦虚地称他为新智教授，给吴新智留下深刻印象。
林国镐老师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测试，随堂突然袭击，并不预先告诉测验时间和内容，以此促使同学们课后努力学习。徐丰彦老师本来擅长消化生理和神经生理，朱壬葆①老师擅长内分泌，但老师们为提高自己不擅长专业的水平，交换原来负责授课的内容，由徐丰彦老师讲授内分泌，朱壬葆老师讲授消化生理和神经生理，以此拓宽自己的学识和改善知识结构。同学们从中意识到努力学习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不仅要发展自己的专长，还需要弥补自己的短处，进一步促使同学们刻苦学习。
国立上海医学院严谨敬业的学风深深印在学生们的头脑中，教会他们应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班里23个同学，出了4位院士，没有当选院士的能人也很多，工作中做出骄人的成绩，分别在各自的行业中具有很大的成就，享誉国内外，这都得益于国立上海医学院的严格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