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访印度
1956年1月，大学四年级的王颖被选拔参加团中央组织的中国地理学代表团，到印度阿里迦（Aligrah）穆斯林大学参加国际地理学术大会。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地理学代表团。代表团团长由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的谢邦定担任，两位地理学家是中国人民大学孙敬之教授，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郭敬辉研究员，一名翻译是团中央的岑悦芳，还有一位我国驻印大使配备的翻译、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研究生陈冠云和一名南京大学地理学本科生王颖。
这是王颖的第一次出国经历。出国前，王颖接受组织上的系统培训，学习印度国情和国际礼貌礼仪。这次大会，中国代表团需要在会议上进行大会发言，准备会议材料是前期的必要工作之一，王颖负责大事记，协助郭敬辉老师准备水文地理文稿。
代表团讲授的关于穿衣需要注意的地方，也给王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之后的生活中，王颖很注重自己的仪容，认为这是对别人的尊重。直到现在，王颖还对当时的事情记忆深刻，她回忆道：
当年出国给予制装费，团中央女同志带领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选购皮鞋与衣料，再到“造寸”中装店定制5件旗袍：绿色毛料1件，织锦缎1件，花绸2件、一布料旗袍以及衬裙、长袜等。男同志是两套西装。按当时的外事规定，在国外开会，每天均需更换衣服，每日均需洗发、洗澡。我出国时，同学道齐与飞燕均支持借给我衬衫与花裙，所以衣服是够的。大衣与皮包由团中央提供。记得一位参赞（林林）提醒我：“在国外注意“女士优先”，不要抢着提箱子，头发要温润光滑（当时我惯于头发蓬松自然）。”那时，穿旗袍着过膝丝袜，他：丝袜要拉直，丝袜后面有条缝线，一定要拉直····”我很感谢林参赞的关怀指导，衣装整洁是基本礼貌，我至今仍注意。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的经济实力有限，国内没有直接飞往印度的飞机。赴印代表团是乘火车从北京到广州，再由广州换乘火车去香港，之后再从香港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的飞机赴新德里。距离随团考察印度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是对于当时出访的细节，王颖仍然记忆犹新：
我印象最深的是界桥，我们的火车只能到罗湖桥北端。旅客均下车，带上行李，跨过木桥到香港新界。那时候香港还是英国占领区，米字旗，穿英国黑色警服的香港人，手持警棒或警鞭检查过往旅客。从我国深圳，跨越罗湖桥到香港时，心里十分难过。仍记得当我再跨越罗湖桥回来时，看见祖国五星红旗，我都哭了，是激动地哭了，在外面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代表团到达香港后，被接到驻香港办事处，是在岛后侧临海的一幢楼房，有花园与游泳池，当时香港用淡水仅定时供应，泳池用来储淡水，以供外出过境人员可及时洗浴。1955年正值国际局势处于风云变幻中，周恩来总理受邀去印度尼西亚参会，代表团乘坐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怎料飞机在飞行途中突然爆炸，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死在飞机上。幸而周恩来总理因急事处理改变计划，未搭乘该航次班机，躲过一劫。针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家紧急发布了一个不成文的通知：中国代表团一定要搭乘有外国旅客一起乘坐的飞机，这是个教训。碰到这种情况，要做到保守国家机密，宁死不屈。在香港停留一夜，代表团整理了行装与文件，并且开会明确形势、任务与表态。
印度与中国虽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是气候、宗教与生活习惯异很大，两国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均不相同。初访印度的王颖记下了当时所遇的情景：从香港赴印度达新德里，在大使饭店住了一天。次日再乘火车赴阿里迦，该处是一个学区小镇。当年，印度的火车很奇怪，不像我们火车都是一节一节地相连，而是一个包厢一节，一家人住在一个包厢里边，这一节跟另一节车厢完全隔开的，吃饭、饮水需到达一站台后送上来。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后，被安排住在一位女院长家中，英式住宅较印度宅舍易适应，但晚间每隔一段时间由一印度人敲梆与喊更，令人心惊，仍记得的喊：“But am I now。”
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境内民族众多、教派众多，缺乏统一的语言，多年英国殖民地影响，而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因此印度人的英语水平普遍较好。王颖回忆道：
我记得当年在会上陪伴我的两个印度女学生就说“Chinese littleEnglish speaking”。而陪同我们的使馆李译员立刻回了句“But Chinesety”！中国人的英文少，但是中国人的中文多多的，而印度没有共同的印度语言，印度语言缺少统一的，只能以英语交流，但印度人的English发音不够纯正，至今我仍记得，印度人说thank you发音为“坦克油”。印度有多少个民族，它就有多少语言。Hindu语是不统一的。各个土邦讲该邦的土语，多种多样的语言。他就说“中国的学生英文很少，但中文很多”。当时他是挺争气的。中国代表讲的“人口增长与食物来源”和有关“水文地理与水资源”的报告，均成功地获得热烈反映。每天的会议我们都参加与交流，十分紧张。苏联代表团成员很强，学术报告科学内容与回答问题都很好，受到与会代表尊敬，这对我启发深刻：一定要掌握英语，做好学术交流！
王颖出国后认识到学好英语的重要性，任何学术成果的提高与得到国际的承认，离不开英语，这坚定了王颖学好英语的决心。
会议期间，我国两位教授作了大会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孙敬之教授讲演题为“人口增长与食物来源”，中国科学院郭敬辉①教授作“中国水文地理与水资源”报告，均成功地获得热烈反映。此次参会，王颖接触到享誉国际的地理学界大师，如英国的斯坦普教授、苏联的格拉斯莫夫院士等。
会议结束后，袁仲贤大使指出：今后学术交流很重要，代表团既已出国，应多停留一段时间，多赴几处考察交往，开阔视野，增加友谊与了解。在使馆的支持与安排下，代表团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考察了喜马拉雅山地与最新的地层-西瓦里克地层（西瓦里克群为一套山前磨拉石卵石、砂岩、页岩及黏土岩层）。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全面了解印度的地貌、风情与文化，代表团的考察路线横贯印度大陆，新德里-阿里迦-阿格拉-加尔各答-恒河平原中部-德干高原-孟买。此次横跨印度的学术交往与考察，使王颖受益良多。阿格拉地区泰姬·玛哈尔陵以其
建筑宏伟与爱情文化象征，给予代表深刻印象。印度各区域的差别很大，孟买是完全欧化的城市，热带椰林与小楼散逸出的南国佛国音乐，令人陶醉，风情别具。令人兴奋的是访问电影基地-宝莱坞。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印度制片厂，巧遇电影《两亩地》的男主角。此外，代表团还积极开展活动，到不同的学校进行专题报告与实地考察，前后约40天。经过实地应用，王颖的英语有了很大提高，并且体会到：语言学习需要不断地应用提高，“practicemakes perfect”。
代表团结束在孟买的访问后，集体乘坐意大利邮船Asia 号返回祖国。
回忆在印度的访问，最为触动王颖的是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目睹印度最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王颖十分不忍。
王颖初到印度，住在新德里的大使旅馆，每天都有人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打扫的人。一次清晨突然回房，王颖才发现一位黑瘦的印度人在清洁房间。后来得知，印度实施严格的种姓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本质上是以原生的血统对人进行等级划分，涵盖印度社会的绝大多数群体，以此进行社会的严格等级控制。印度的种姓制度主要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贱民。各等级各司其职，不得随意跨越种姓的等级限制，最高等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垄断宗教和世俗权力，首陀罗和贱民等只能从事最低贱的职业，他的后代也只能继续父辈的工作，没有改变自己身份、实现等级跨越的机会。1947年，英属印度脱离殖民体系后，种姓制度在法律上被正式取消，但是在印度实际的生活中，种姓制度仍旧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最底层民众的凄惨生活，深深地烙印在王颖的脑海中，难以忘怀。
对比印度民众艰难的等级跨越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做主人，平等地享有教育权，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令王颖更加热爱祖国。
王颖归国后，撰写了出访印度记事。她这么写道：记得在1956年，刚满21岁时，我参加了由团中央组织的新中国的第一个地理学代表团，到印度参加国际地理学讨论会。当时，苏联、英国派出了实力强大的代表团，受到各国的重视。我国两位教授作了有关人口与黄河的专题发言，引起了广泛兴趣。可是目睹某些外国学者趾高气扬，听到印度学生嘲笑我们代表外语能力差的情景，心中真是憋着一口气。当时，团长恳切地对我说：“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和悠久的文明历史，使我们报告获得成功，赢得了尊重。但今后我们不能光靠政治影响，老讲五千年的文明史啊，下次会议靠你们这一代了，王颖，要又红又专啊！”
团长的一番讲话萌发了王颖对于祖国建设的强烈责任感，她曾在日记本上写道，“中国人民政治上翻身了，科学上也要翻身。我们有四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东邻太平洋，西有世界屋脊，中贯长江、黄河，为什么不能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从那以后，她更加热爱自己的专业，潜心钻研地理科学。
出访印度的经历，让王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科技、国力强盛，才能赢得尊重，发挥正义作用。王颖立志要好好钻研专业知识，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有所成就，报效祖国。
毕业前夕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百废待兴，从苏联引进了大量的教学模式，体育锻炼“劳卫制”是其中的一项。1931年3月14日，苏联颁布第一个“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按年龄分组，制定不同的达标标准。当时的中国大学生也需要按照这个制度来进行考核，对学习成绩评优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王颖大学毕业时，门门优秀，但是体育一百米跑的时间不合格，16秒及格，王颖跑了16秒1，“劳卫制”不过关，遗憾未评上三好优秀生。
王颖在回忆当年未获得“三好学生”时，这样说道：
大学毕业，但是我没拿到“三好学生”，为什么？他必须要身体好、思想好、学习好。我学习门门都是优，全优。除非是那些上课不考试（按测验）给你及格、不及格，这种我全优。政治思想（达标），我是党员。哪个不行？体育不行。体育是要跑一百米，（及格）必须要达到十六秒。一百米是十六秒，我跑啊跑啊，一次（又）一次不行，最后跑到十六秒一。所以因为十六秒一（这个成绩）没拿到这个优秀生，体育没有达标，（没有评上优秀生）。
出访印度
1956年1月，大学四年级的王颖被选拔参加团中央组织的中国地理学代表团，到印度阿里迦（Aligrah）穆斯林大学参加国际地理学术大会。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地理学代表团。代表团团长由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的谢邦定担任，两位地理学家是中国人民大学孙敬之教授，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郭敬辉研究员，一名翻译是团中央的岑悦芳，还有一位我国驻印大使配备的翻译、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研究生陈冠云和一名南京大学地理学本科生王颖。
这是王颖的第一次出国经历。出国前，王颖接受组织上的系统培训，学习印度国情和国际礼貌礼仪。这次大会，中国代表团需要在会议上进行大会发言，准备会议材料是前期的必要工作之一，王颖负责大事记，协助郭敬辉老师准备水文地理文稿。
代表团讲授的关于穿衣需要注意的地方，也给王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之后的生活中，王颖很注重自己的仪容，认为这是对别人的尊重。直到现在，王颖还对当时的事情记忆深刻，她回忆道：
当年出国给予制装费，团中央女同志带领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选购皮鞋与衣料，再到“造寸”中装店定制5件旗袍：绿色毛料1件，织锦缎1件，花绸2件、一布料旗袍以及衬裙、长袜等。男同志是两套西装。按当时的外事规定，在国外开会，每天均需更换衣服，每日均需洗发、洗澡。我出国时，同学道齐与飞燕均支持借给我衬衫与花裙，所以衣服是够的。大衣与皮包由团中央提供。记得一位参赞（林林）提醒我：“在国外注意“女士优先”，不要抢着提箱子，头发要温润光滑（当时我惯于头发蓬松自然）。”那时，穿旗袍着过膝丝袜，他：丝袜要拉直，丝袜后面有条缝线，一定要拉直····”我很感谢林参赞的关怀指导，衣装整洁是基本礼貌，我至今仍注意。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的经济实力有限，国内没有直接飞往印度的飞机。赴印代表团是乘火车从北京到广州，再由广州换乘火车去香港，之后再从香港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的飞机赴新德里。距离随团考察印度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是对于当时出访的细节，王颖仍然记忆犹新：
我印象最深的是界桥，我们的火车只能到罗湖桥北端。旅客均下车，带上行李，跨过木桥到香港新界。那时候香港还是英国占领区，米字旗，穿英国黑色警服的香港人，手持警棒或警鞭检查过往旅客。从我国深圳，跨越罗湖桥到香港时，心里十分难过。仍记得当我再跨越罗湖桥回来时，看见祖国五星红旗，我都哭了，是激动地哭了，在外面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代表团到达香港后，被接到驻香港办事处，是在岛后侧临海的一幢楼房，有花园与游泳池，当时香港用淡水仅定时供应，泳池用来储淡水，以供外出过境人员可及时洗浴。1955年正值国际局势处于风云变幻中，周恩来总理受邀去印度尼西亚参会，代表团乘坐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怎料飞机在飞行途中突然爆炸，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死在飞机上。幸而周恩来总理因急事处理改变计划，未搭乘该航次班机，躲过一劫。针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家紧急发布了一个不成文的通知：中国代表团一定要搭乘有外国旅客一起乘坐的飞机，这是个教训。碰到这种情况，要做到保守国家机密，宁死不屈。在香港停留一夜，代表团整理了行装与文件，并且开会明确形势、任务与表态。
印度与中国虽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是气候、宗教与生活习惯异很大，两国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均不相同。初访印度的王颖记下了当时所遇的情景：从香港赴印度达新德里，在大使饭店住了一天。次日再乘火车赴阿里迦，该处是一个学区小镇。当年，印度的火车很奇怪，不像我们火车都是一节一节地相连，而是一个包厢一节，一家人住在一个包厢里边，这一节跟另一节车厢完全隔开的，吃饭、饮水需到达一站台后送上来。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后，被安排住在一位女院长家中，英式住宅较印度宅舍易适应，但晚间每隔一段时间由一印度人敲梆与喊更，令人心惊，仍记得的喊：“But am I now。”
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境内民族众多、教派众多，缺乏统一的语言，多年英国殖民地影响，而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因此印度人的英语水平普遍较好。王颖回忆道：
我记得当年在会上陪伴我的两个印度女学生就说“Chinese littleEnglish speaking”。而陪同我们的使馆李译员立刻回了句“But Chinesety”！中国人的英文少，但是中国人的中文多多的，而印度没有共同的印度语言，印度语言缺少统一的，只能以英语交流，但印度人的English发音不够纯正，至今我仍记得，印度人说thank you发音为“坦克油”。印度有多少个民族，它就有多少语言。Hindu语是不统一的。各个土邦讲该邦的土语，多种多样的语言。他就说“中国的学生英文很少，但中文很多”。当时他是挺争气的。中国代表讲的“人口增长与食物来源”和有关“水文地理与水资源”的报告，均成功地获得热烈反映。每天的会议我们都参加与交流，十分紧张。苏联代表团成员很强，学术报告科学内容与回答问题都很好，受到与会代表尊敬，这对我启发深刻：一定要掌握英语，做好学术交流！
王颖出国后认识到学好英语的重要性，任何学术成果的提高与得到国际的承认，离不开英语，这坚定了王颖学好英语的决心。
会议期间，我国两位教授作了大会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孙敬之教授讲演题为“人口增长与食物来源”，中国科学院郭敬辉①教授作“中国水文地理与水资源”报告，均成功地获得热烈反映。此次参会，王颖接触到享誉国际的地理学界大师，如英国的斯坦普教授、苏联的格拉斯莫夫院士等。
会议结束后，袁仲贤大使指出：今后学术交流很重要，代表团既已出国，应多停留一段时间，多赴几处考察交往，开阔视野，增加友谊与了解。在使馆的支持与安排下，代表团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考察了喜马拉雅山地与最新的地层-西瓦里克地层（西瓦里克群为一套山前磨拉石卵石、砂岩、页岩及黏土岩层）。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全面了解印度的地貌、风情与文化，代表团的考察路线横贯印度大陆，新德里-阿里迦-阿格拉-加尔各答-恒河平原中部-德干高原-孟买。此次横跨印度的学术交往与考察，使王颖受益良多。阿格拉地区泰姬·玛哈尔陵以其
建筑宏伟与爱情文化象征，给予代表深刻印象。印度各区域的差别很大，孟买是完全欧化的城市，热带椰林与小楼散逸出的南国佛国音乐，令人陶醉，风情别具。令人兴奋的是访问电影基地-宝莱坞。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印度制片厂，巧遇电影《两亩地》的男主角。此外，代表团还积极开展活动，到不同的学校进行专题报告与实地考察，前后约40天。经过实地应用，王颖的英语有了很大提高，并且体会到：语言学习需要不断地应用提高，“practicemakes perfect”。
代表团结束在孟买的访问后，集体乘坐意大利邮船Asia 号返回祖国。
回忆在印度的访问，最为触动王颖的是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目睹印度最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王颖十分不忍。
王颖初到印度，住在新德里的大使旅馆，每天都有人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打扫的人。一次清晨突然回房，王颖才发现一位黑瘦的印度人在清洁房间。后来得知，印度实施严格的种姓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本质上是以原生的血统对人进行等级划分，涵盖印度社会的绝大多数群体，以此进行社会的严格等级控制。印度的种姓制度主要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贱民。各等级各司其职，不得随意跨越种姓的等级限制，最高等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垄断宗教和世俗权力，首陀罗和贱民等只能从事最低贱的职业，他的后代也只能继续父辈的工作，没有改变自己身份、实现等级跨越的机会。1947年，英属印度脱离殖民体系后，种姓制度在法律上被正式取消，但是在印度实际的生活中，种姓制度仍旧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最底层民众的凄惨生活，深深地烙印在王颖的脑海中，难以忘怀。
对比印度民众艰难的等级跨越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做主人，平等地享有教育权，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令王颖更加热爱祖国。
王颖归国后，撰写了出访印度记事。她这么写道：记得在1956年，刚满21岁时，我参加了由团中央组织的新中国的第一个地理学代表团，到印度参加国际地理学讨论会。当时，苏联、英国派出了实力强大的代表团，受到各国的重视。我国两位教授作了有关人口与黄河的专题发言，引起了广泛兴趣。可是目睹某些外国学者趾高气扬，听到印度学生嘲笑我们代表外语能力差的情景，心中真是憋着一口气。当时，团长恳切地对我说：“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和悠久的文明历史，使我们报告获得成功，赢得了尊重。但今后我们不能光靠政治影响，老讲五千年的文明史啊，下次会议靠你们这一代了，王颖，要又红又专啊！”
团长的一番讲话萌发了王颖对于祖国建设的强烈责任感，她曾在日记本上写道，“中国人民政治上翻身了，科学上也要翻身。我们有四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东邻太平洋，西有世界屋脊，中贯长江、黄河，为什么不能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从那以后，她更加热爱自己的专业，潜心钻研地理科学。
出访印度的经历，让王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科技、国力强盛，才能赢得尊重，发挥正义作用。王颖立志要好好钻研专业知识，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有所成就，报效祖国。
毕业前夕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百废待兴，从苏联引进了大量的教学模式，体育锻炼“劳卫制”是其中的一项。1931年3月14日，苏联颁布第一个“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按年龄分组，制定不同的达标标准。当时的中国大学生也需要按照这个制度来进行考核，对学习成绩评优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王颖大学毕业时，门门优秀，但是体育一百米跑的时间不合格，16秒及格，王颖跑了16秒1，“劳卫制”不过关，遗憾未评上三好优秀生。
王颖在回忆当年未获得“三好学生”时，这样说道：
大学毕业，但是我没拿到“三好学生”，为什么？他必须要身体好、思想好、学习好。我学习门门都是优，全优。除非是那些上课不考试（按测验）给你及格、不及格，这种我全优。政治思想（达标），我是党员。哪个不行？体育不行。体育是要跑一百米，（及格）必须要达到十六秒。一百米是十六秒，我跑啊跑啊，一次（又）一次不行，最后跑到十六秒一。所以因为十六秒一（这个成绩）没拿到这个优秀生，体育没有达标，（没有评上优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