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心脏移植患者是经内科系统治疗无效、外科手术方法不能纠正的终末期心脏病或极复杂先天畸形的患者，如扩张性心肌病、肥厚性心肌病、晚期克山病。这类患者住院时间长，常见严重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常年住在心内科维持。所以，选择心脏移植患者的任务就落在了心内科。
夏求明对心脏移植患者提出严格要求，需要终末期心力衰竭、伴或不伴有恶性心律失常、采取完善的内科保守治疗或常规外科手术均无法治愈、预期寿命不超过半年的患者。他认为这类患者才有移植心脏的必要性。此外，患者的肺脏、肝肾、脑等脏器无不可逆性损伤，年龄要求60岁以内，自愿并积极配合移植手术治疗。
在病种的选择方面，临床对终末期心脏病均可通过心脏移植治疗，以心肌病最为多见，几乎占全部移植病例的90%，其中包括缺血性心肌病和扩张型心肌病等。第一大类是心力衰竭型冠心病（又称缺血性心脏病），约占心脏移植病例的40%，多由严重多支冠状动脉病变或广泛性心肌梗死引起，患者不能施行血管再通手术，有的伴有严重心律失常，尽管采用药物治疗及常规导管或外科手术治疗，病情仍未缓解，有很高猝死可能性，可作为心脏移植手术的“候选人”。第二大类是心肌病，包括不明原因心肌病、扩张型心肌病、慢性克山病及限制型心肌病，其中扩张型心肌病占心脏移植患者的50%。这类患者实施心脏移植后预后大多良好，因此成为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的首选。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哈医大二院心内科主任王璞教授和医生关振中开始在心内科寻找适合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一年内，他们几乎跑遍了黑龙江省和周边地区，但过程并不顺利，他们给患者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反复讲解手术可行性和疗效，都不能打消患者的怀疑，很多人宁愿死也不做“换心”手术。
夏求明一直认为，敢为天下先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不是自己，而是那位叫杨玉民的农民。
杨玉民，男，195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风镇，20世纪80年代初他凭借自己的聪明，自行设计了躺池、流动吊钩等一些生猪屠宰设施，开了一间杀猪作坊，由一天屠宰10多头猪很快达到100头以上，收入颇丰，一年内就盖起了令邻居们羡慕的一百多平方米的砖瓦房。屠宰是体力活，杨玉民33岁以前很少生病，体重最高的时候达到92千克。1991年，他得了一场重感冒，之后一直感觉身体不好。1991年秋天，连续五六天，杨玉民觉得阵阵寒战，但他不以为意，照常杀猪卖肉，最后在爱人的劝说下才赶往附近医院检查。长时间高烧导致心肌炎，注射了一针消炎针，把热降下来以后，他就出院了，但心肌炎没有得到彻底医治，一年内反复发作。一家人商量来到省城哈尔滨求医。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确诊他患上了扩张性心肌病，并伴有心力衰竭，病变非常严重。此后一年间，杨玉民先后住院5次，胸闷气短，浮肿乏力，整日坐卧不安，最多1天能睡上2个小时的“长觉”，家里卖掉了猪肉铺子和几乎全部家当，但仍然没有治好他严重的心肌病。后期，他的心功能评级IV级，左心室舒张期末直径大于7厘米，室壁运动弥漫性减弱。当时，杨玉民的病变心脏比正常心脏要大3倍，胸腔几乎没有搏动的空间，他每喘一口气都是折磨。
1992年初，关振中确定了四位病情比较严重的扩张性心肌病患者，都适合做心脏移植手术，也通过了术前配型，其中包括杨玉民。听说要“换心”，四位患者都不接受-怎么能把陌生人的心放到自己身体里呢！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听说过心脏移植手术，国内第一例患者又很快死掉，当时，很多患者还没认识到扩张性心肌病的高死亡风险，没人愿意拿生命来冒险。心脏病有个特点，患者发病时如同濒临死亡的疼痛感，但医生抢救过来以后，就和正常人一样，所以患者们还抱一丝希望，认为自己能“挺过来”，医生也能救他们。患者家属更是坚决不同意做移植，甚至一些家属激烈地认为“这是在拿他们做实验”。
关振中一边耐心地逐一做思想工作，一边尽心尽力调整四个患者的身体状态。夏求明和助手陈子道看过这几位患者，对其中一位年轻患者的身体状况比较满意，但他却坚决拒绝手术。在病房里苦苦挣扎的杨玉民把一切看在眼里，为了治病，他已经倾家荡产，未来的生活堪忧。住院期间，他猝死过两次，虽然每次都被抢救回来，但他深深体会过死亡的感觉，认为自己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和家人商量，表示想做心脏移植手术，但家人都强烈反对，极力阻止他“自杀式”的行为。后来杨玉民回忆：“在手术前，我的身体状况是最差的一个，已经猝死过两次了，我知道自己等不到奇迹出现，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医生。”
“要么死，要么活着像个人！”杨玉民不顾家人反对，表示愿意冒险尝试心脏移植。他对妻子说：“你年轻，我病的已经离不开医院了，一年来家里的积蓄都让我花尽了，亲戚们能借的也都借遍了。我好了，想出院干回老本行，哪怕换心以后只能活一年半载，也比这不死不活的强，就算死，换心历史上也能留下我的名字，九泉之下也心甘了。”
直到数十年后，夏求明仍然对杨玉民的决定十分钦佩，对这位特殊的患者，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夏求明认为，没有杨玉民的决定，就没有哈医大二院的心脏移植，甚至中国心脏移植可能还要晚很多年，是医生与患者之间充分信任与合作，才有医学巅峰的成就：
那时候团队配合得非常好，我们与内科约定，他们选择受体，我们做手术，受体在心外科ICU住一个月，出ICU以后送回心内科。当时我们选择适应症有一点共识，要患者活不过半年或一年才适合移植，这才是救死扶伤。杨玉民住院好几年，变卖家产，实在活不下去了。他也知道这项手术以前没人做过，但他还是非常有决心，他认为，要么就像正常人一样好好活着，要么就当给科学做贡献。这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心里对杨玉民非常感谢。没有他哪有我们心脏移植呢？医生是怎么成长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从患者身上学来的。
心脏移植手术在当时堪称世界心脏外科巅峰，国内各大医院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医大二院都将心脏移植视为重大攻关项目。校领导和院领导对夏求明团队给予鼎力支持。1991年除夕上午，时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金铮召集哈医大二院院长陶天遵，副院长贾士义、徐秀玉，以及心外科主任夏求明、心内科主任王璞等心脏移植课题组专家，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夏求明心脏移植研究进展和实验报告。会上，金铮校长提出：1992年上半年内完成首例心脏移植，供体心脏来源由学校出面解决。
领导以信任相待，患者以性命相托，夏求明不敢有丝毫懈怠。1992年1月，他接连进行了两次动物实验、两次尸体实验，陈子道、陈厚坤等医生全脱产进行最后的动物实验和尸体实验，完全以实战标准要求团队。每一个切取缝合动作都严格规定。
心脏移植手术的麻醉任务交给了黑龙江省著名麻醉学专家高素心教授，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英文基础极佳，治学严谨，兼具外科学与麻醉学双重学术背景，临床工作心细如发，一直都是夏求明重要心脏外科手术的麻醉搭档。在制定心脏移植手术麻醉方案时，高素心带领团队反复研究心脏移植过程中各种麻醉难题。心脏移植受体都属于严重心功不全的患者，伴有血容量异常、低钾血症、肾上腺素能系统活化、心肌儿茶酚胺受体减少、心室活动功能改变、循环迟滞、呼吸功能不全、肺血管阻力增加、营养不良等，必须针对问题逐项制定应对方案。
供体麻醉方面，高素心教授的笔记中这样记载：麻醉医师参与供体的麻醉处理，任务与其他器官摘取者相同。但要强调的注意点是：无菌操作，尽量避免气道污染；维持供体循环稳定应以应用血管活性药物为主，避免输液过多引起神经源性肺水肿，从而影响质量。
高素心确定了麻醉方案，以往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常规以苯二氮草类（安定或咪唑安定或氟硝基安定）-麻醉性镇痛药（吗啡或哌替啶）一M胆碱受体阻滞药（东莨菪碱）联合使用，使患者进入手术室时情绪稳定，而循环与呼吸均能保持术前水平。但心脏移植患者要对镇静镇痛药的药量严格监控，严格掌握取舍和用量，防止相对过量造成心搏出量进一步低落，要慎之又慎，如果受体循环不稳定，则要在患者进入手术室后，根据血压、心电示波、脉搏氧饱和度，通过静脉，小剂量、分次注射。麻醉组各项有创检查及静脉穿刺必须严格遵守无菌操作，保持无菌状态，任何术中感染都有可能前功尽弃。如麻醉用的喉镜、气管插管等器械做高标准的灭菌处理，还要预备好气管导管、吸痰管等一次性灭菌用品，麻醉回路内安装滤菌装置。
与此同时，开始实施免疫抑制方案，心脏排斥反应方面，这是一项复杂的免疫学现象，它主要涉及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反应（属于IV型变态反应）和抗体介导的超敏反应（属于II型变态反应）。两者都是针对移植物中的组织相容性抗原产生的反应过程，在移植排异反应中有多种变态反应参与，形态学机制复杂。心脏移植术后，迟早都会发生排异反应，表现在心肌组织的病理学形态学变化，只是轻重不同。根据排异反应发生的不同时间，分为超急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慢性排斥反应三类，超急性排斥反应一般发生在移植后的24小时内，是受体对移植物的一种迅速而激烈的排斥现象，可引起局部组织的炎症性改变、血管内皮细胞的损害、血栓形成等移植物发生严重不可逆性损伤，一般比较少见。急性排斥反应比较多见，可发生在移植手术的数日之内，也可在数周、数月、数年后，后来夏求明所完成的心脏移植术后患者均有不同时间的急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常以细胞免疫为主，也可以体液免疫为主，有时两者同时参与作用。而慢性排斥反应是临床上难以控制的病变，多是反复发作的急性排异反应的结果，发生在移植后数月或数年以后，主要病变特征是动脉内膜纤维化。
心内科对受体的管理也加快进行，杨玉民当时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是备选患者中最差的一个，他先后五次住院、多次猝死，肝功能、肾功能、肺功能都不好，已经被医生判定只有半年的寿命。按照心脏移植手术的要求来调整，对心内科医生来说难上加难。此外，术后患者的监测和恢复也由心内科管理，所以心内科的任务非常重要。
心内科主任王璞教授是黑龙江省首屈一指的心肌活检专家，关振中是心肌病诊疗专家，两人分别负责杨玉民的术前治疗和术后心肌指标检测。把患者的心功能调整到最佳状态是心脏移植手术成功的前提，夏求明对此一直有极高的要求，在多年以后，一些心脏移植患者的前期身体状况不好，夏求明都极力反对进行手术，他认为每个人只有一颗心脏，把它献给另外一个人，这是最宝贵的奉献，也应以最珍贵的姿态来迎接，不能浪费。可见他对术前患者身体状况的重视。
心内科首先要改善杨玉民长期营养不良的状态。慢性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其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分解代谢物导致肺部长时间淤血，肺阻塞性病变引起呼吸能量消耗，以及胃肠道黏膜充血或肝功能障碍引起消化与吸收功能不良，患者处于相当程度的消瘦和营养不良。因此心内科小组确定，提高营养不良的主要方法是改善心功能，加强营养，进食高蛋白低脂肪易消化的食物。稍微好转以后，少量输入新鲜血浆及人体白蛋白，必要时把血浆蛋白提高到6克以上，提高胶体渗透压，促进间质水肿吸收，加强利尿剂作用，同时注意补充钾和多种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K。
其次，心脏移植患者应适当用洋地黄制剂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改进心脏机械性效率并增加心排出量，这是有效强效的强心药物。但是，洋地黄的剂量一旦掌握不好，有很大毒素作用，只能在急症情况使用，所以平时都使用中效地高辛纠正心功不全。还有其他血管扩张类药物，都要严格监控。术前一到两周内，根据心电图和血清检查，不断调整洋地黄和地高辛的浓度，心率维持在80-100次/分。
心脏移植患者由于心脏病危重，心脏代谢机制使肾上腺素活性增加，伴有全身血流在体内重新分配，使肾血流量减少，钠与水潴留，使血管内、外容量增加，而严重心力衰竭时，肾素-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被激活，抗利尿素分泌增加，导致肾对钠和水的再吸收，并引起体内总钾含量降低。因此，合理选择和应用利尿剂，改变患者体内过多的水、盐潴留，减少钾排出量对患者身体术前调整非常重要。
然而，心内科医生在临床中发现，长期使用利尿剂，虽然血钾浓度正常，但细胞内钾含量降低，这是引起心律失常的一项主要原因，由于低钾会导致心律紊乱、多发性室性早搏、室性心动过速，还可能发生室颤，所以补钾预防心律失常是危重心脏患者术前一项重要准备。心内科经过药量不断调整，采用了保钾利尿剂安体舒通，使尿钾排量明显减少。术前的补钾非常重要，补钾量高达3-5克，细胞的恢复也比较慢，一般要4-6天才能达到平衡，像杨玉民这样严重的患者10天以上才能纠正细胞的缺钾状态，因此术前还要应用GIK溶液和硫酸镁，促进钾离子向细胞内转移以预防术后低钾症。
最后的准备就是隔离病房。90年代初期，重症监护病房ICU刚开始创立，还没有移植后患者专用隔离病房。夏求明找遍医院，在心外科病房走廊尽头划分出一个区域，添置设备。房间一切设施包括地面、墙壁均用消毒剂擦拭，用高锰酸钾和福尔马林严格进行空气消毒，门窗封闭24小时，此后，每日进行2次空气净化，净化前、后都要做细菌培养，逐渐使细菌培养达到标准，就这样一个最简易的ICU隔离病房建成了。病房建好后，夏求明要求任何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或滞留，隔离病房内工作人员必须洗手消毒，穿隔离服、更换鞋、戴口罩和帽子，术后即将使用的呼吸机、微量输液泵、监护仪均安装调试妥当。就在这样因陋就简的环境里，年逾60岁的夏求明带领一批年轻人，即将挑战当时世界上最高难度的手术。
1992年3月，夏求明与各部门负责人召开了专门会议，制订了动用一百余名工作人员的详尽手术计划书：
首例原位心脏移植实施计划
原位心脏移植在西方技术先进的国家已有数千例成功的经验，我国尚属空白，本院早在1985年即策划临床实施，因很多具体困难未能实现。近年来，我院心外科密切关注着国内外这方面新动向，在有关理论和动物实验方面都积累了一些经验，根据目前我院心外科的临床技术水平和各科室的支持能力，尽管还存在许多困难，但只要下定决心，周密计划，合理协调，动员全院一切力量，认真踏实地干，这项工作一定会有成果的。
一、领导小组：陶天遵、夏求明、王璞、高治中
现场协调员：徐秀玉、陈厚坤、关振中
现场总协调：贾士义、徐秀玉
顾问：赵士杰、于维汉、陈昭民、郑方
二、具体分工：
（一）受体组：王璞、李明仪、关振中
负责受体选择，术前准备、术后排斥反应诊治，参与术后治疗和远期随访。
（二）手术组：夏求明、陈子道、陈厚坤、姚志发、田伟忱
负责心脏移植的实施和术后观察治疗。
手术组护士：王丽华、李顺德、田晓丽、张丽波
负责敷料、器械准备和术中台上台下配合。
（三）麻醉组：高素心、岳礼生、石震琪
负责麻醉前准备、术中麻醉、监护并参与术后监护治疗。
（四）体外循环组：向桂玉、唐玉荣、宁晓华、黎京芳
负责术中体外循环的正常运行和心肌保护监测。
（五）供心组：祁家驹、刘天兴、蒋树林
负责供心的截取、保证供心合格。
（六）术后监护治疗组
由手术医生、监护人员直接负责，内科、麻醉科和有关科室给予即使必要的支持。
（七）护理组：李淑荣、陆桂芳
由心外科护士长负责安排监护室护士的护理工作，隔离特护三八班。
（八）动物实验组：陈子道、姚志发、祁家驹、刘天兴
（九）后勤支持组：刁玉萍、王云和、宋玉滨、苏贵欣、王由富、贾玉玲
负责水、电、血的及时供应和手术饭及住院费结算等。
三、实施前准备：
（一）心内科选择受体。
（二）医务科联系供体，保证做到确切、稳妥、及时、保密、万无一失。
（三）举行相关学术讲座。
（四）供心摘取演习：供心组每次随肾移植组去指定地点实际操作、取回标本，总结取心经验。
（五）动物实验：以原位心脏移植动物实验基础上再做2次动物实验，作为首例实战前的练兵。
（六）病房准备工作：①设专护病房；②设备：监测仪、呼吸机、动静脉高压测压仪、输液泵、球囊反搏器、心肌活检器材；③抗排斥药物。
四、实施时间：1992年上半年。
一切准备就绪，这场震惊全国的心脏移植手术即将在祖国边陲黑龙江拉开序幕。
绝大多数心脏移植患者是经内科系统治疗无效、外科手术方法不能纠正的终末期心脏病或极复杂先天畸形的患者，如扩张性心肌病、肥厚性心肌病、晚期克山病。这类患者住院时间长，常见严重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常年住在心内科维持。所以，选择心脏移植患者的任务就落在了心内科。
夏求明对心脏移植患者提出严格要求，需要终末期心力衰竭、伴或不伴有恶性心律失常、采取完善的内科保守治疗或常规外科手术均无法治愈、预期寿命不超过半年的患者。他认为这类患者才有移植心脏的必要性。此外，患者的肺脏、肝肾、脑等脏器无不可逆性损伤，年龄要求60岁以内，自愿并积极配合移植手术治疗。
在病种的选择方面，临床对终末期心脏病均可通过心脏移植治疗，以心肌病最为多见，几乎占全部移植病例的90%，其中包括缺血性心肌病和扩张型心肌病等。第一大类是心力衰竭型冠心病（又称缺血性心脏病），约占心脏移植病例的40%，多由严重多支冠状动脉病变或广泛性心肌梗死引起，患者不能施行血管再通手术，有的伴有严重心律失常，尽管采用药物治疗及常规导管或外科手术治疗，病情仍未缓解，有很高猝死可能性，可作为心脏移植手术的“候选人”。第二大类是心肌病，包括不明原因心肌病、扩张型心肌病、慢性克山病及限制型心肌病，其中扩张型心肌病占心脏移植患者的50%。这类患者实施心脏移植后预后大多良好，因此成为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的首选。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哈医大二院心内科主任王璞教授和医生关振中开始在心内科寻找适合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一年内，他们几乎跑遍了黑龙江省和周边地区，但过程并不顺利，他们给患者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反复讲解手术可行性和疗效，都不能打消患者的怀疑，很多人宁愿死也不做“换心”手术。
夏求明一直认为，敢为天下先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不是自己，而是那位叫杨玉民的农民。
杨玉民，男，195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风镇，20世纪80年代初他凭借自己的聪明，自行设计了躺池、流动吊钩等一些生猪屠宰设施，开了一间杀猪作坊，由一天屠宰10多头猪很快达到100头以上，收入颇丰，一年内就盖起了令邻居们羡慕的一百多平方米的砖瓦房。屠宰是体力活，杨玉民33岁以前很少生病，体重最高的时候达到92千克。1991年，他得了一场重感冒，之后一直感觉身体不好。1991年秋天，连续五六天，杨玉民觉得阵阵寒战，但他不以为意，照常杀猪卖肉，最后在爱人的劝说下才赶往附近医院检查。长时间高烧导致心肌炎，注射了一针消炎针，把热降下来以后，他就出院了，但心肌炎没有得到彻底医治，一年内反复发作。一家人商量来到省城哈尔滨求医。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确诊他患上了扩张性心肌病，并伴有心力衰竭，病变非常严重。此后一年间，杨玉民先后住院5次，胸闷气短，浮肿乏力，整日坐卧不安，最多1天能睡上2个小时的“长觉”，家里卖掉了猪肉铺子和几乎全部家当，但仍然没有治好他严重的心肌病。后期，他的心功能评级IV级，左心室舒张期末直径大于7厘米，室壁运动弥漫性减弱。当时，杨玉民的病变心脏比正常心脏要大3倍，胸腔几乎没有搏动的空间，他每喘一口气都是折磨。
1992年初，关振中确定了四位病情比较严重的扩张性心肌病患者，都适合做心脏移植手术，也通过了术前配型，其中包括杨玉民。听说要“换心”，四位患者都不接受-怎么能把陌生人的心放到自己身体里呢！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听说过心脏移植手术，国内第一例患者又很快死掉，当时，很多患者还没认识到扩张性心肌病的高死亡风险，没人愿意拿生命来冒险。心脏病有个特点，患者发病时如同濒临死亡的疼痛感，但医生抢救过来以后，就和正常人一样，所以患者们还抱一丝希望，认为自己能“挺过来”，医生也能救他们。患者家属更是坚决不同意做移植，甚至一些家属激烈地认为“这是在拿他们做实验”。
关振中一边耐心地逐一做思想工作，一边尽心尽力调整四个患者的身体状态。夏求明和助手陈子道看过这几位患者，对其中一位年轻患者的身体状况比较满意，但他却坚决拒绝手术。在病房里苦苦挣扎的杨玉民把一切看在眼里，为了治病，他已经倾家荡产，未来的生活堪忧。住院期间，他猝死过两次，虽然每次都被抢救回来，但他深深体会过死亡的感觉，认为自己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和家人商量，表示想做心脏移植手术，但家人都强烈反对，极力阻止他“自杀式”的行为。后来杨玉民回忆：“在手术前，我的身体状况是最差的一个，已经猝死过两次了，我知道自己等不到奇迹出现，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医生。”
“要么死，要么活着像个人！”杨玉民不顾家人反对，表示愿意冒险尝试心脏移植。他对妻子说：“你年轻，我病的已经离不开医院了，一年来家里的积蓄都让我花尽了，亲戚们能借的也都借遍了。我好了，想出院干回老本行，哪怕换心以后只能活一年半载，也比这不死不活的强，就算死，换心历史上也能留下我的名字，九泉之下也心甘了。”
直到数十年后，夏求明仍然对杨玉民的决定十分钦佩，对这位特殊的患者，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夏求明认为，没有杨玉民的决定，就没有哈医大二院的心脏移植，甚至中国心脏移植可能还要晚很多年，是医生与患者之间充分信任与合作，才有医学巅峰的成就：
那时候团队配合得非常好，我们与内科约定，他们选择受体，我们做手术，受体在心外科ICU住一个月，出ICU以后送回心内科。当时我们选择适应症有一点共识，要患者活不过半年或一年才适合移植，这才是救死扶伤。杨玉民住院好几年，变卖家产，实在活不下去了。他也知道这项手术以前没人做过，但他还是非常有决心，他认为，要么就像正常人一样好好活着，要么就当给科学做贡献。这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心里对杨玉民非常感谢。没有他哪有我们心脏移植呢？医生是怎么成长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从患者身上学来的。
心脏移植手术在当时堪称世界心脏外科巅峰，国内各大医院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医大二院都将心脏移植视为重大攻关项目。校领导和院领导对夏求明团队给予鼎力支持。1991年除夕上午，时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金铮召集哈医大二院院长陶天遵，副院长贾士义、徐秀玉，以及心外科主任夏求明、心内科主任王璞等心脏移植课题组专家，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夏求明心脏移植研究进展和实验报告。会上，金铮校长提出：1992年上半年内完成首例心脏移植，供体心脏来源由学校出面解决。
领导以信任相待，患者以性命相托，夏求明不敢有丝毫懈怠。1992年1月，他接连进行了两次动物实验、两次尸体实验，陈子道、陈厚坤等医生全脱产进行最后的动物实验和尸体实验，完全以实战标准要求团队。每一个切取缝合动作都严格规定。
心脏移植手术的麻醉任务交给了黑龙江省著名麻醉学专家高素心教授，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英文基础极佳，治学严谨，兼具外科学与麻醉学双重学术背景，临床工作心细如发，一直都是夏求明重要心脏外科手术的麻醉搭档。在制定心脏移植手术麻醉方案时，高素心带领团队反复研究心脏移植过程中各种麻醉难题。心脏移植受体都属于严重心功不全的患者，伴有血容量异常、低钾血症、肾上腺素能系统活化、心肌儿茶酚胺受体减少、心室活动功能改变、循环迟滞、呼吸功能不全、肺血管阻力增加、营养不良等，必须针对问题逐项制定应对方案。
供体麻醉方面，高素心教授的笔记中这样记载：麻醉医师参与供体的麻醉处理，任务与其他器官摘取者相同。但要强调的注意点是：无菌操作，尽量避免气道污染；维持供体循环稳定应以应用血管活性药物为主，避免输液过多引起神经源性肺水肿，从而影响质量。
高素心确定了麻醉方案，以往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常规以苯二氮草类（安定或咪唑安定或氟硝基安定）-麻醉性镇痛药（吗啡或哌替啶）一M胆碱受体阻滞药（东莨菪碱）联合使用，使患者进入手术室时情绪稳定，而循环与呼吸均能保持术前水平。但心脏移植患者要对镇静镇痛药的药量严格监控，严格掌握取舍和用量，防止相对过量造成心搏出量进一步低落，要慎之又慎，如果受体循环不稳定，则要在患者进入手术室后，根据血压、心电示波、脉搏氧饱和度，通过静脉，小剂量、分次注射。麻醉组各项有创检查及静脉穿刺必须严格遵守无菌操作，保持无菌状态，任何术中感染都有可能前功尽弃。如麻醉用的喉镜、气管插管等器械做高标准的灭菌处理，还要预备好气管导管、吸痰管等一次性灭菌用品，麻醉回路内安装滤菌装置。
与此同时，开始实施免疫抑制方案，心脏排斥反应方面，这是一项复杂的免疫学现象，它主要涉及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反应（属于IV型变态反应）和抗体介导的超敏反应（属于II型变态反应）。两者都是针对移植物中的组织相容性抗原产生的反应过程，在移植排异反应中有多种变态反应参与，形态学机制复杂。心脏移植术后，迟早都会发生排异反应，表现在心肌组织的病理学形态学变化，只是轻重不同。根据排异反应发生的不同时间，分为超急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慢性排斥反应三类，超急性排斥反应一般发生在移植后的24小时内，是受体对移植物的一种迅速而激烈的排斥现象，可引起局部组织的炎症性改变、血管内皮细胞的损害、血栓形成等移植物发生严重不可逆性损伤，一般比较少见。急性排斥反应比较多见，可发生在移植手术的数日之内，也可在数周、数月、数年后，后来夏求明所完成的心脏移植术后患者均有不同时间的急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常以细胞免疫为主，也可以体液免疫为主，有时两者同时参与作用。而慢性排斥反应是临床上难以控制的病变，多是反复发作的急性排异反应的结果，发生在移植后数月或数年以后，主要病变特征是动脉内膜纤维化。
心内科对受体的管理也加快进行，杨玉民当时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是备选患者中最差的一个，他先后五次住院、多次猝死，肝功能、肾功能、肺功能都不好，已经被医生判定只有半年的寿命。按照心脏移植手术的要求来调整，对心内科医生来说难上加难。此外，术后患者的监测和恢复也由心内科管理，所以心内科的任务非常重要。
心内科主任王璞教授是黑龙江省首屈一指的心肌活检专家，关振中是心肌病诊疗专家，两人分别负责杨玉民的术前治疗和术后心肌指标检测。把患者的心功能调整到最佳状态是心脏移植手术成功的前提，夏求明对此一直有极高的要求，在多年以后，一些心脏移植患者的前期身体状况不好，夏求明都极力反对进行手术，他认为每个人只有一颗心脏，把它献给另外一个人，这是最宝贵的奉献，也应以最珍贵的姿态来迎接，不能浪费。可见他对术前患者身体状况的重视。
心内科首先要改善杨玉民长期营养不良的状态。慢性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其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分解代谢物导致肺部长时间淤血，肺阻塞性病变引起呼吸能量消耗，以及胃肠道黏膜充血或肝功能障碍引起消化与吸收功能不良，患者处于相当程度的消瘦和营养不良。因此心内科小组确定，提高营养不良的主要方法是改善心功能，加强营养，进食高蛋白低脂肪易消化的食物。稍微好转以后，少量输入新鲜血浆及人体白蛋白，必要时把血浆蛋白提高到6克以上，提高胶体渗透压，促进间质水肿吸收，加强利尿剂作用，同时注意补充钾和多种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K。
其次，心脏移植患者应适当用洋地黄制剂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改进心脏机械性效率并增加心排出量，这是有效强效的强心药物。但是，洋地黄的剂量一旦掌握不好，有很大毒素作用，只能在急症情况使用，所以平时都使用中效地高辛纠正心功不全。还有其他血管扩张类药物，都要严格监控。术前一到两周内，根据心电图和血清检查，不断调整洋地黄和地高辛的浓度，心率维持在80-100次/分。
心脏移植患者由于心脏病危重，心脏代谢机制使肾上腺素活性增加，伴有全身血流在体内重新分配，使肾血流量减少，钠与水潴留，使血管内、外容量增加，而严重心力衰竭时，肾素-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被激活，抗利尿素分泌增加，导致肾对钠和水的再吸收，并引起体内总钾含量降低。因此，合理选择和应用利尿剂，改变患者体内过多的水、盐潴留，减少钾排出量对患者身体术前调整非常重要。
然而，心内科医生在临床中发现，长期使用利尿剂，虽然血钾浓度正常，但细胞内钾含量降低，这是引起心律失常的一项主要原因，由于低钾会导致心律紊乱、多发性室性早搏、室性心动过速，还可能发生室颤，所以补钾预防心律失常是危重心脏患者术前一项重要准备。心内科经过药量不断调整，采用了保钾利尿剂安体舒通，使尿钾排量明显减少。术前的补钾非常重要，补钾量高达3-5克，细胞的恢复也比较慢，一般要4-6天才能达到平衡，像杨玉民这样严重的患者10天以上才能纠正细胞的缺钾状态，因此术前还要应用GIK溶液和硫酸镁，促进钾离子向细胞内转移以预防术后低钾症。
最后的准备就是隔离病房。90年代初期，重症监护病房ICU刚开始创立，还没有移植后患者专用隔离病房。夏求明找遍医院，在心外科病房走廊尽头划分出一个区域，添置设备。房间一切设施包括地面、墙壁均用消毒剂擦拭，用高锰酸钾和福尔马林严格进行空气消毒，门窗封闭24小时，此后，每日进行2次空气净化，净化前、后都要做细菌培养，逐渐使细菌培养达到标准，就这样一个最简易的ICU隔离病房建成了。病房建好后，夏求明要求任何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或滞留，隔离病房内工作人员必须洗手消毒，穿隔离服、更换鞋、戴口罩和帽子，术后即将使用的呼吸机、微量输液泵、监护仪均安装调试妥当。就在这样因陋就简的环境里，年逾60岁的夏求明带领一批年轻人，即将挑战当时世界上最高难度的手术。
1992年3月，夏求明与各部门负责人召开了专门会议，制订了动用一百余名工作人员的详尽手术计划书：
首例原位心脏移植实施计划
原位心脏移植在西方技术先进的国家已有数千例成功的经验，我国尚属空白，本院早在1985年即策划临床实施，因很多具体困难未能实现。近年来，我院心外科密切关注着国内外这方面新动向，在有关理论和动物实验方面都积累了一些经验，根据目前我院心外科的临床技术水平和各科室的支持能力，尽管还存在许多困难，但只要下定决心，周密计划，合理协调，动员全院一切力量，认真踏实地干，这项工作一定会有成果的。
一、领导小组：陶天遵、夏求明、王璞、高治中
现场协调员：徐秀玉、陈厚坤、关振中
现场总协调：贾士义、徐秀玉
顾问：赵士杰、于维汉、陈昭民、郑方
二、具体分工：
（一）受体组：王璞、李明仪、关振中
负责受体选择，术前准备、术后排斥反应诊治，参与术后治疗和远期随访。
（二）手术组：夏求明、陈子道、陈厚坤、姚志发、田伟忱
负责心脏移植的实施和术后观察治疗。
手术组护士：王丽华、李顺德、田晓丽、张丽波
负责敷料、器械准备和术中台上台下配合。
（三）麻醉组：高素心、岳礼生、石震琪
负责麻醉前准备、术中麻醉、监护并参与术后监护治疗。
（四）体外循环组：向桂玉、唐玉荣、宁晓华、黎京芳
负责术中体外循环的正常运行和心肌保护监测。
（五）供心组：祁家驹、刘天兴、蒋树林
负责供心的截取、保证供心合格。
（六）术后监护治疗组
由手术医生、监护人员直接负责，内科、麻醉科和有关科室给予即使必要的支持。
（七）护理组：李淑荣、陆桂芳
由心外科护士长负责安排监护室护士的护理工作，隔离特护三八班。
（八）动物实验组：陈子道、姚志发、祁家驹、刘天兴
（九）后勤支持组：刁玉萍、王云和、宋玉滨、苏贵欣、王由富、贾玉玲
负责水、电、血的及时供应和手术饭及住院费结算等。
三、实施前准备：
（一）心内科选择受体。
（二）医务科联系供体，保证做到确切、稳妥、及时、保密、万无一失。
（三）举行相关学术讲座。
（四）供心摘取演习：供心组每次随肾移植组去指定地点实际操作、取回标本，总结取心经验。
（五）动物实验：以原位心脏移植动物实验基础上再做2次动物实验，作为首例实战前的练兵。
（六）病房准备工作：①设专护病房；②设备：监测仪、呼吸机、动静脉高压测压仪、输液泵、球囊反搏器、心肌活检器材；③抗排斥药物。
四、实施时间：1992年上半年。
一切准备就绪，这场震惊全国的心脏移植手术即将在祖国边陲黑龙江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