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严东生，著名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无机材料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精细陶瓷、纳米材料科学等国家重大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1918年生于上海，籍贯浙江杭州。1941年获燕京大学化学系理学硕士学位，1949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陶瓷学博士学位，任博士后研究员，1950年提前辞去博士后聘约回国。被国外多个大学和学术团体授予荣誉称号。

由头

今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向世界宣布了一则重大消息——大型强子对撞机的CMS和ATLAS两个对撞点实验显示发现了一种新粒子，其特性与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一致。

消息传来，95岁的科学家——严东生院士感到了一阵欣喜，因为CMS探测器上的钨酸铅闪烁晶体，是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正是这种奇妙的晶体，“捕捉”到了“上帝粒子”的踪迹。

故事

读书与留学都是为了“科学救国”

1946年，受燕京大学化学系主任窦维廉推荐，28岁的严东生踏上了赴美留学的征程。1949年春，严东生以全A成绩获得陶瓷学博士学位，并被授予四个荣誉学会的金钥匙奖，这在当时毕业生中是罕见的。毕业后，他受邀留在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员，继续从事陶瓷等无机材料的研究。

祖国的政治局势一直牵动着游子的心。严东生和同校的华罗庚教授、殷之文等十几名同学加入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协会美国分会，每两周在华罗庚家聚会一次，谈论中国政局，严东生渐渐萌生了回国参与建设的想法。在严东生看来，他走上科学道路，就是为了“科学救国”；他赴美留学，也是为了“科学救国”。1950年，严东生终于回到祖国。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严东生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而他出众的科研智慧和战略管理才能，也在这段岁月里得到了充分释放。

20世纪中叶，国际上对新型无机材料的研制如火如荼，严东生的回国，让国人掌握了该领域的前沿动态。

包头白云鄂博的铁和稀土共生矿，是新中国发展重工业的资源宝库，但包头铁矿石的含氟量极高，在冶炼过程中会侵蚀耐火材料，怎么办？严东生带领团队开展科研攻关，终于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为包钢炼铁高炉各部位的选材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

在“两弹一星”工程中，无论是火箭发动机还是导弹，都需要穿上特制的“防热外衣”，否则它们在高速飞行进入大气层时，会因与大气摩擦而损毁。严东生带领团队，发明了金属-陶瓷过渡型复合涂层，应用于多种火箭发动机上。他主持研制的耐高温烧蚀材料，使我国第一代洲际导弹完好无损地落入预定海域，试射成功。

严先生不仅在科研中屡建功勋，还参与了新中国的科技战略决策。1956年，党中央提出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向科学进军”。参与讨论和制定《规划》的科研人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年仅38岁的严东生也在受邀之列。1962年，严东生参加了广州会议，参与制定我国下一个十年科技规划。

1977年8月4日，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主持会议的是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受邀者共有33人，苏步青、吴文俊、叶笃正……严东生也在其中。座谈会以后，新中国的历史上有了“高考1977”，全国科技工作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为对撞机造“心脏”，寻“上帝粒子”

1981年，严东生当选为中科院副院长，1984年被中央任命为中科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在总结上世纪80年代为中科院做出的业绩时，严老说了四个字：“改革”和“开放”。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瑞典皇家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这些知名科学团体先后与中科院建立了合作关系，让严东生获得了“科学外交家”的美誉。

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教授在北京找到了严东生。当时丁肇中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负责建造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中的一个探测器——L3，准备采用新型锗酸铋（BGO）闪烁晶体做探测器中的电磁量能器，做高能物理实验研究。

丁肇中问严东生：“你们能不能做闪烁晶体BGO？尺寸要很大很长。”严东生当即答应下来，因为他意识到，参与这项举世瞩目的科学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他长期领导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闪烁晶体领域已有了一定积累。他组织硅酸盐所的科研团队进行攻关，开发出一套新的生长工艺，并建立了一条生产流水线。从这条流水线上输出的“Made in China”晶体，在与美、法、日等国的竞争中大获全胜，最终拿下了L3探测器所需要的12000根BGO晶体的供应合同。

1994年，欧洲核子中心决定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寻找物质的质量之源——希格斯玻色子，探索宇宙起源的奥秘。想要捕捉到希格斯玻色子的踪迹，就需要用数以万计的新型钨酸铅（PWO）闪烁晶体打造出CMS探测器的“心脏”——电磁量能器。

由于此前的成功合作，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又找到了严东生。85岁高龄的严东生亲自领导PWO晶体课题组进行攻关。2008年3月，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向欧洲核子中心成功交付了约5000根高质量的大尺寸PWO闪烁晶体，并被该中心授予晶体奖和工业成就奖。

今年夏天，希格斯玻色子被宣布发现，严东生说：“我很庆幸能够贡献自己的一切。”

对话

给孩子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曾先后就读于崇德中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这几所学校的教育有什么特色？对我们如今的学校教育来说，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严东生(以下简称严)：在中学和大学，我接受的都是启发式教育，从来不死读书。那时，课堂教学内容并不太多，主要是课外自学。特别是燕京大学，该校推行美国式的启发式教学。我记得威尔逊教授给我们上化学课时，讲的内容不太多，只是对知识要点做一些提示，随后便开出许多参考书目，建议学生课后选读。这样一来，学习的自由度很大，你可看这本书，也可看那本。几年下来，阅读面就拓展了，我们读过的绝不限于教科书，还看了很多最新的科学文献。

崇尚运动，也是这几所学校的共同特色。在崇德中学，我每天晚自修结束后都要和同学们去操场跑步，课余时一起打 “墙球”（现代壁球的始祖）。在燕京大学，我迷上了打网球，从那以后一直打到80多岁。现在中小学生的课业太重，压力很大，每天完成作业量已经够呛，哪有时间自学、运动？所以在青少年教育问题上，我觉得要给孩子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另外，那时候的师生关系比现在更加亲密。燕大的教授下午都会开门欢迎学生到家里喝茶、喝咖啡。大家就一起聊天，聊科研，也聊生活，思想十分活跃。司徒雷登校长也欢迎学生到他家做客，冰心的婚礼就是在他家里举行的。当然，那时候学生人数少，是师生关系亲密的客观条件。

记：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时，您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立即回到了祖国。当时，包括您在内的一批海外学子为何会选择回国？您对如今的留学生有何建言？

严：现在的情况和上世纪四十年代很不一样。当时是国难当头，我们很多人读书是为了救国。抗日战争打了那么长时间，当我们听说新中国将要成立，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要尽快回国参与建设，让中华民族走上复兴的道路。这是一种责任心。

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的留学生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国的占了一半，有两三千人。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人中，1/4回国了，3/4留在国外。近几年回国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国内形势越来越好，加上有 “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很多科研人员回到了祖国。

总之，现在的情况和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不同，如今我们身处一个开放的大环境中，来去自由。我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会有更多的海外留学生回到祖国，发展他们的事业。

“院士”不是衡量科研人员水平的唯一指标

记：如今，我国有很多科学家像您一样走上了领导岗位，有人认为这会削弱科学家的研究精力。您怎么看？

严：应该说要分散一点科研精力。而且，现在领导的行政事务，比我们做领导时要更多一些。但在中国，科学家当领导后还是有条件做一些科研工作的。以我自身的经历来看，科学家担任领导职务后，如果有一个和谐的合作团队，就可以不脱开科研。很有幸，我就有一个这样的团队，所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比如闪烁晶体。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科研人员做领导的比例是不高的，因为国内研究机构就这么多，大多数科研人员还是在一线工作。

记：您怎么看我国的院士制度？

严：我认为，被推荐为院士的科研人员应该是“被动”的，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如实写一份材料，把他所取得的科研成就列举出来，作为推荐人的参考，而推荐人和推荐单位是主动的。现在院士推选过程中的一个问题是，一些被推荐人反而是“主动”的，送材料，送礼物，这种现象越来越多，这是不正常的。

整个社会对院士的评价也存在问题。科研人员被评上院士，只是说明他在本学科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成绩也很好，但没有被选上，中科院、工程院的院士名额有限嘛。所以我们社会不要过于拔高院士，不要给院士很多物质奖励，比如送他们房子，这样会形成一种不良社会风气。

而且要看到，科研人员对社会作出的贡献是方方面面的，有些院士做的是纯理论研究，和社会发展没有直接的联系，而很多在应用研究领域作出贡献的，却不一定评上院士。所以说，“院士”不是衡量一个科研人员水平和贡献的唯一指标。据《新闻晚报》 俞陶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