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得知自己被列入中国科协牵头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采集对象，我深感荣幸。采集工程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学校专门成立了由校领导领衔的采集工作领导小组，并组织何雅、张燕、彭这华、戴叶萍叫位同志成立工作小组，具体负责采集工作。其实，我始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科学家，仅是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学校如此重视此项工作，我深为感动。因此，当工作小组的同志们找我讨论学术成长经历、学术成果、访谈提纲，搜寻照片与资料，进行视频访谈时，我尽量配合他们，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我自认为自己的一生非常幸福。20世纪民国时期，我出生在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有着愉快的童年。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孙，我从小就深得祖辈、父辈的宠爱，他们带我出席各种场合，开阔了我的眼界。20岁时，叔父们还带我游历了台湾，至今我还印象深刻。父母向来开明民主，升大学时，让我自主选择填报自己喜欢的化学专业。这为我日后从事化纤研究打下了专业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调整。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全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阐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和措施。随后，上海市委相应地出台了《上海市1956-1957年知以分子工作纲要》，上海市各系统都发出了动员学非所用技术人员归队的号召。技术归队的政策使我有机会从纺织系统转入自己向往已久的化纤领域工作，让我能够学以致用，发挥专业特长，为解决人民穿衣难问题贡献绵薄之力。
20世纪60年代，我先后陪同厂领导接待了前来上海合成纤维买验工厂视察的朱德、董必武、班禅额尔德尼、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极大地鼓舞了我开展科研工作的信心。尤其是1963年1月，能亲耳聆听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让我异常激动。他对科技工作者提出的“实事求是，循序渐进，齐头并进，迎头赶上”的希望，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一直激励着我攻坚克难、不断探索，始终奋斗在化纤研究前沿。
我的一生又是非常幸运的。小学五年级时因患病没有参加期终考试差点留级，不料却意外跳级升入东吴大学附中。大学时期，我有幸师从顾翼东先生，得其悉心教诲，他的5个“W”治学方法，成为我日后研究的有效法则，使我受益匪浅。在国棉十七厂工作时期，幸运地结识了我的妻子姜淑文，她陪伴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料理好家中一切，使我能够全身心扑在工作和研究上。尤其在“文革”时期，当我受到冲击时，她隐瞒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始终在身后默默地支持和安慰我。1983年，我被杳出肝部出现肿瘤，准备动大手术开刀，幸得汤钊猷院士在开刀前一晚例行巡查时建议采用保守疗法，免去了我打开腹腔、切除三根肋骨的身体创伤。我现在身体健康，这得感激汤钊猷院士。1995年当选院士出乎我的意料。在化纤领域还有许多科学家和专家，像我们东华大学的化纤泰斗钱宝钧教授等，他们做出的贡献比我大得多，所以我感到自己很幸运。而且，我取得的所有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当选院士对我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鞭策。
大学毕业后，我的思想逐步成熟与进步，最终于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我的表哥戎戈、同事兼师姐王丽云以及同事赵于耀给了我不少帮助，他们的指引和帮助使我思想上得以快速进步。而今，作为一名近6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感到很自豪！一年来，采集工作小组的何雅、张燕、彭这华、戴叶萍四位同志勤勤恳恳，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包括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访谈音视频拍摄等，在研究报告初稿成形后，及时送给我修改。其间，反反复复与我商讨一些细节问题，不断完善。报告较为翔实地还原了我的学术经历和成长过程。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不辞辛劳，到苏州大学档案馆采集到了我自以为已领取而后在“文革”中已销毁的、事实上从未领取的东吴大学毕业证书。对于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我深表感谢！
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一些遗憾，如没到东吴大学苏州校同上过一天学、普通话不标准。最大的遗憾就是：作为长期从事合成纤维科技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主要负责人达30年之久的科技工作者，眼看着还要靠引进技术和设备来建设工厂。经过几代化纤人的努力，我国已从一片空白飞跃发展成化纤大国。虽然化纤大国的梦圆了，
但是我们离化纤强国还很远，和世界发达同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我们每年仍需进口各类化纤原料、化纤和化纤织物，大型、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仍需从国外引进，也还缺乏中国制造的原创性的纤维，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丝。以前我们主要做的是“赶”的工作，但“超”的方面不满意。今后这个任务就需要我们年轻的一代去完成了。“艰苦奋斗，迎难而上；开拓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努力学习唯物辩证法，树立正确人生观”是我的人生格言，愿与大家共勉！
郁铭芳
2013年9月于上海
2012年5月，得知自己被列入中国科协牵头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采集对象，我深感荣幸。采集工程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学校专门成立了由校领导领衔的采集工作领导小组，并组织何雅、张燕、彭这华、戴叶萍叫位同志成立工作小组，具体负责采集工作。其实，我始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科学家，仅是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学校如此重视此项工作，我深为感动。因此，当工作小组的同志们找我讨论学术成长经历、学术成果、访谈提纲，搜寻照片与资料，进行视频访谈时，我尽量配合他们，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我自认为自己的一生非常幸福。20世纪民国时期，我出生在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有着愉快的童年。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孙，我从小就深得祖辈、父辈的宠爱，他们带我出席各种场合，开阔了我的眼界。20岁时，叔父们还带我游历了台湾，至今我还印象深刻。父母向来开明民主，升大学时，让我自主选择填报自己喜欢的化学专业。这为我日后从事化纤研究打下了专业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调整。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全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阐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和措施。随后，上海市委相应地出台了《上海市1956-1957年知以分子工作纲要》，上海市各系统都发出了动员学非所用技术人员归队的号召。技术归队的政策使我有机会从纺织系统转入自己向往已久的化纤领域工作，让我能够学以致用，发挥专业特长，为解决人民穿衣难问题贡献绵薄之力。
20世纪60年代，我先后陪同厂领导接待了前来上海合成纤维买验工厂视察的朱德、董必武、班禅额尔德尼、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极大地鼓舞了我开展科研工作的信心。尤其是1963年1月，能亲耳聆听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让我异常激动。他对科技工作者提出的“实事求是，循序渐进，齐头并进，迎头赶上”的希望，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一直激励着我攻坚克难、不断探索，始终奋斗在化纤研究前沿。
我的一生又是非常幸运的。小学五年级时因患病没有参加期终考试差点留级，不料却意外跳级升入东吴大学附中。大学时期，我有幸师从顾翼东先生，得其悉心教诲，他的5个“W”治学方法，成为我日后研究的有效法则，使我受益匪浅。在国棉十七厂工作时期，幸运地结识了我的妻子姜淑文，她陪伴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料理好家中一切，使我能够全身心扑在工作和研究上。尤其在“文革”时期，当我受到冲击时，她隐瞒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始终在身后默默地支持和安慰我。1983年，我被杳出肝部出现肿瘤，准备动大手术开刀，幸得汤钊猷院士在开刀前一晚例行巡查时建议采用保守疗法，免去了我打开腹腔、切除三根肋骨的身体创伤。我现在身体健康，这得感激汤钊猷院士。1995年当选院士出乎我的意料。在化纤领域还有许多科学家和专家，像我们东华大学的化纤泰斗钱宝钧教授等，他们做出的贡献比我大得多，所以我感到自己很幸运。而且，我取得的所有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当选院士对我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鞭策。
大学毕业后，我的思想逐步成熟与进步，最终于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我的表哥戎戈、同事兼师姐王丽云以及同事赵于耀给了我不少帮助，他们的指引和帮助使我思想上得以快速进步。而今，作为一名近6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感到很自豪！一年来，采集工作小组的何雅、张燕、彭这华、戴叶萍四位同志勤勤恳恳，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包括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访谈音视频拍摄等，在研究报告初稿成形后，及时送给我修改。其间，反反复复与我商讨一些细节问题，不断完善。报告较为翔实地还原了我的学术经历和成长过程。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不辞辛劳，到苏州大学档案馆采集到了我自以为已领取而后在“文革”中已销毁的、事实上从未领取的东吴大学毕业证书。对于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我深表感谢！
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一些遗憾，如没到东吴大学苏州校同上过一天学、普通话不标准。最大的遗憾就是：作为长期从事合成纤维科技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主要负责人达30年之久的科技工作者，眼看着还要靠引进技术和设备来建设工厂。经过几代化纤人的努力，我国已从一片空白飞跃发展成化纤大国。虽然化纤大国的梦圆了，
但是我们离化纤强国还很远，和世界发达同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我们每年仍需进口各类化纤原料、化纤和化纤织物，大型、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仍需从国外引进，也还缺乏中国制造的原创性的纤维，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丝。以前我们主要做的是“赶”的工作，但“超”的方面不满意。今后这个任务就需要我们年轻的一代去完成了。“艰苦奋斗，迎难而上；开拓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努力学习唯物辩证法，树立正确人生观”是我的人生格言，愿与大家共勉！
郁铭芳
2013年9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