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背景：周炯槃，1921年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生后不足两个月丧父，自幼随母亲寄居外祖父家。1932年进省立杭州初级中学就读，1935年考入省立上海中学。1939年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在艰苦的生活中，他完成了大学学业。国难家愁促使他一心发奋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大学毕业后，在沦陷的上海求职困难，又因母在不便远游，只好改行到私营的天昌电化厂、新安电机厂搞电化学和电机制造，这使他拓宽了知识面。

在想象中，院士高不可攀，为人处事一定十分严厉。但现实跟想象距离很大，周炯槃这位全国科学大会奖得主、中国工程院院士一派和蔼慈祥的模样。他说，他和他的夫人都是上虞人，他是崧厦人而他的夫人是小越人。1997年时候去宁波开会曾专程到家乡故地重游，觉得家乡变化好大，经济也很发达。后来，关于上虞更多的情况是从《上虞日报》上了解到的。他觉得，每次读到家乡的报纸，就像又回了一趟家乡，备感亲切，一种柔情就会涌上心头。

1947年，周炯槃参加留美生考试被录取后，次年去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学习。经过一年的努力，以全优的成绩获理学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还旁听了不少有关课程。新中国诞生前夕，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毅然决定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经香港回到祖国。回国后，曾想去大学任教，未果，只好仍回上海新安厂工作。

解放初期的建设高潮，使电机需求量激增，新安厂的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周炯槃被派到天津设立分厂并负责技术工作，他在试制新产品和修复一些大型电机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天津期间，他兼任北洋大学教授。“三反”、“五反”运动之后，他感到为资本家工作不是方向，毅然决定放弃高薪，到天津大学任专职教授。当时正值学习苏联搞教学改革，他学习了俄语，勇于承担教学任务，开设了不少新课程。1955年，周炯槃调到北京邮电学院任教授，从事电视教学和科研工作，并结合教学长期从事信息论的研究。在科研和培养人才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1984年5月，周炯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他历任北京市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第一、二届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议组第一、二、三届成员。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等。

回首往事，周炯槃教授向我们坦言：“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后悔的事情，也不去想什么后悔呀，做了就做了，你不要总去想什么得失，什么后悔。人生不要这样不负责任地为这些得失、后悔去浪费时间。只要自己尽心尽力了，即使有那么一点点遗憾，也应该算是正常的。”透过眼镜片，我好像从周炯槃教授的眼神里读懂了一些什么。

上世纪50年代，周炯槃主要从事电视教学和科研工作。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缺乏电视技术人才，还没能力建立电视台。国家期待着高等学校早日培养出自己的电视技术人才。然而电视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工程学科，没有科研，没有实践，教学只能是纸上谈兵。周炯槃决心从科研入手，建立实践基地，创建教学电视台。1958年，他率领一批中青年教师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终于在当年建成我国第一座教学电视台。它也是我国最早建成的电视台之一。朱德委员长参观了这一科研成果展览，并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周炯槃培养了我国第一代电视技术骨干和师资力量，为我国电视事业的开创作出了贡献。

60年代，周炯槃从事信息与通信理论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他是首批将信息论传播到我国的主要学者之一，在我国最早招收信息论方面的研究生，建立通信理论教研室，并为高等教育部举办全国无线电物理信息论方面师资培训班，促进了我国信息论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周炯槃非常重视理论，并强调理论的应用性研究。他身体力行，完成了很有创见的学术论文“电视信号的极限信息量”，并在《电子学报》上发表。1964年，他参加国家科研项目“6401工程”的研制工作，在国内首先将卷积码应用于数字信道的纠、检错实验样机中，取得了成功。后来样机转到邮电部507厂生产，为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号及以后卫星的监测作出贡献。70年代初，他指导对流层散射数据传输的“分离多径接收终端”的研制，应用伪随机码理论于抗衰落技术取得成功。该样机后经定型小批量生产并装备部队使用。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北京市科技大会奖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80年代，他参加并指导邮电部重点科研项目“单路报纸传输压缩系统”的研究，将信息论信源编码理论中的哈夫曼码与算术编码应用于报纸传真压缩取得成功。该设备应用于北京至乌鲁木齐通过卫星进行报纸传真的传输中，获得十分满意的传输质量并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这个设备获邮电部1989年科技进步一等奖和邮电部“七五”期间重大科研成果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通过卫星建立一点对多点报纸传真网络的实验研究。所有这些，都是他将国外信息与通信理论的最新发展融会贯通，应用于我国通信建设之中结出的硕果。　80年代末，周炯槃主持并指导的国家科委课题《中国信息技术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研究，获邮电部1989年科技进步一等奖，它对信息技术的科学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

如今，周教授评价自己的生活是“平淡的”，他说他比较达观，不追逐名利，也没有特别的爱好。他每天早晨6点半就起床，吃过早饭，有会议就去开会，没有会议就看看书、读读杂志，或者指导一下学生的论文。四五年前，周炯槃教授开始上网读新闻，用英文写电子邮件和准备讲稿。

周炯槃教授的四个孩子从事的职业都与信息技术有关，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邮电世家”。“我大女儿都退休了，我还没有退休，嘿嘿。”周教授笑着，像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

周教授书房茶几的玻璃板底下压着的全是活泼可爱的孩子们的照片，谈起这些“小机灵”，周教授的脸上洋溢着大家庭长者的自豪感。周教授对于幸福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说幸福就是丰衣足食，每天过得很充实，那么我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的人；如果说幸福就是让大多数世界公民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那我想我们距离幸福还很远。”

我问周教授，您知道您在儿女们心中的形象是怎样的吗？他不假思索地说：“也许他们很佩服我吧！”然后，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说道：“不过，我不希望你就这个话题打搅他们，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为什么还要跟自己的父亲纠缠在一起呢？”

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周教授始终兴趣盎然，没有丝毫的倦意。他思维敏捷，回答问题不拖泥带水，还时不时有意停下几秒钟等待我的提问，一副不急不火的样子。临别，周教授拉着大伙儿的手说：“对家乡，总有一种特别的情绪，衷心希望和祝愿它发展得更快、更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