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寇在卢沟桥挑衅，我守军奋起抵抗。天津市很快沦陷，“中国地”内大量市民涌到租界内——天津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最多有九国(或八国)租界，《凡尔赛和约》签署以后剩下英、法、意三国租界，另有日租界不算，所以有这种说法。以爱国著称的南开学校首当其冲，成为日寇的眼中钉，近郊八里台的南开大学首先被日本飞机轰炸摧毁，市区内的南开中学(高中、初中、女中部)也被破坏，劫掠一空。“中国地”内其他中学也同样遭此厄运：大量学生失学了！南开中学的张伯苓校长早已预见到这一地步，已于几年前在四川重庆开办了一所南渝中学，这时宣布全校南迁，同学可去重庆报到续学，但是这些十四五岁的天津孩子是不可能远离父母，单身去四川读书的，大多数人只能选择转学到租界内的学校去读书。租界内有限的几家中学容量有限，其中以耀华实力最强大，它的校舍宽敞，教学设备完善，师资队伍优良。赵君达(天麟)先生这时正主持耀华校政，作为爱国者，他立即行动起来，率领全校职工着手扩大招生，本着中国人的良心，自觉地做好工作，履行同胞的义务。他们把每间教室塞满桌椅，招满、招足学生，这样就满足了一部分学生的要求——主要是原来在租界内住家的学生们，但此时还有大批学生被封锁在租界以外，根本无法进来报名。这样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学生进来了；耀华也决定开办“特班”，想办法充分挖掘校舍的潜力，招收了大批失学青年。其他学校，如工商中学、广东中学、新学书院等也都做了力所能及的类似的努力：这样就初步满足了天津沦陷后失学青年的教育需求。张金哲就这样进入了耀华中学。当时已经是张金哲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一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张金哲又接受了西式的教育，这为后来考入燕京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耀华中学虽然是英工部局所办，但学校的创建其实是中国人争取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居住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批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国当局提出，他们向中国人征了这么多税，理应做一些有益公众的事，兴办教育是首选。这也正与当时西方国家在华办学之风一致，遂有此校。它的学制、课程完全是面向中国人的中国学校。学校开始属英工部局管，不久，20年代末掀起“教育中国化”的浪潮，就由华人接管，成为一所私立学校，校名“耀华”。耀华的校训是“勤、朴、忠、诚”，赵君达(天麟)校长治校极严，对校训身体力行。抗战前的耀华有“贵族学校”之名，一则因为它校舍、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其他学校望尘莫及。更因为它的学生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后代甚多，往往一家，甚至两代人都上耀华。某同学是袁世凯、曹汝霖、徐世昌的后代以及哪个当政的显贵和大富商的子弟，时有所闻。但是他们在学校不允许有丝毫特殊化，决不敢摆阔，这只会引来同学讥笑。学费可能比一般学校略高一些，但并不过分，因为家境贫寒的学生也不少。在那种环境中，学习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名门后裔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也没有任何通融；学习出众者不论家境如何，都受到老师赞赏、同学尊敬。在纪律方面也很严格。赵校长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8点钟一打上课铃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下课再放行，那是很丢面子的，所以迟到者不多。有一次校长自己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可就是这样一位校长却惨遭日本人的暗杀。1938年夏天，天津已沦陷一年，耀华因地处英租界，日寇势力不能公开横行，但是气氛已很紧张。赵校长做了两件冒犯日本侵略者的事：一是接纳南开中学的学生，因南开大学迁往内地，中学不能同行，校址在“中国地”界，已为日寇占领，为使大批学生不致失学，赵校长克服种种阻力和实际困难，用耀华的校舍为他们开办了特别夜校。日本占领当局借口学生中有“抗日分子”，勒令停办，赵校长不从。二是拒绝按日伪的旨意更换教科书。就这样，赵校长为侵略者所不容，他曾在信封中收到子弹威胁警告，但置之不理，敌人就采取暗杀手段。他每天清晨有散步的习惯，特务摸到了这一规律。6月27日早晨他照例出去，没走多远就遭暗算。虽然赵君达校长不幸去世，但他的爱国热忱、忠诚教育事业的精神却鼓舞了无数的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