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妇产科医师，多年来张丽珠接触了大量不孕不育症患者，对她们的病情了如指掌，对她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并深知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婚姻和家庭问题，还会因一系列伦理与心理反应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直接关系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夫妻感情、家庭和谐乃至全社会的安定团结。而在我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国人有限的科学文化水平，加之传统落后思想的阴影，使得不孕不育的责任和过错更多地被加在女方身上，这就使女性患者承受着更深重的压力和痛苦。张丽珠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一位湖南妇女的遭遇与感受：
一位湖南患者因输卵管阻塞婚后八年不孕，婆母盼孙心切，天天愁眉苦脸，时常痛苦不已，丈夫叹气连天。患者本人像犯了弥天大罪的囚犯被宣判死刑一样痛不欲生，其全家也处于极度苦难之中。（她在）信中写道：“我为这个家哭泣，更哭自己命苦。八年来，每天耳闻目睹老人悲憾的面容，丈夫伤感的目光，亲朋好友怜惜的安慰和不怀好意的咒骂，我就像ー个罪孽深重的罪人，忍受着伤心、痛苦、绝望和耻辱……”
为了在临床上解除这些患者的问题，将她们从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解救出来，张丽珠在生殖内分泌实验室开展的工作一直关注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试管婴儿技术的出现，让她看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是现代生殖医学在高端科技方面的集中体现，指的是代替人类自然生殖过程某一环节或全部环节的现代医学技术手段。关于其内涵及外延，国内外尚存在不少争议，但大家普遍认可，1978年7月25日，全球首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Joy Brown）的诞生是现代ART发展壁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试管婴儿技术即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 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在科技史上有若干先驱，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华裔科学家张明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47年，张明觉以冷冻卵子移植的方法培育出了幼兔，并通过实验提出了卵龄和子宫内膜发育必须“同步化”的概念。1951年，他在实验中发现“精子获能”现象，为哺乳类卵子体外受精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1959年，他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兔卵的体外受精》一文，第一次发布了兔子体外受精及随后将胚胎移植到子宫，并顺利产下兔仔的成功案例，结束了生殖生物学界几十年来対哺乳类卵子休外受精能否成功的争论，开创了IVF-ET技术。此后，该技术很快在畜牧兽医学界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和推广。妇产科学界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理学家爱德华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1960年开始研究人类的受精问题，1968 年在实验室首次完成人类卵子的体外受精。经过多年艰苦工作，1978年他终于迎来了路易斯·布朗的诞生，试管婴儿技术正式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第二例、第三例、第四例试管婴儿相继在印度、英国和澳大利亚降生。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中西之间的交流不畅，我国接触到试管婴儿技术是比较晚的。1972年7月，受我国政府邀请，张明觉随以任之恭、林家翘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回国访问。1975年他应邀回国讲学。但当时国内对其科研成就，在IVF-ET技术方面主要关注其在兽医领域的应用，在妇产科方面则主要关注其发明的口服避孕药。1978年他再度归国时，路易斯·布朗已经出生，在国内也有少数人开始关注。因此，9月30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国内专家座谈时，虽然内容主要正是关于计划生育基础理论以及畜牧生殖生理，但讨论中也简单地涉及试管婴儿：
会上有人询问关于试管婴儿的具体情况。张明觉教授谈到英国这方面工作在1969年获得成功。其方法是先给妇女注射促滤泡激素使母体卵巢形成多滤泡，然后再注射绒毛膜促性腺素促进排卵。此时在腹腔注入大量二氧化碳使腹部膨胀，腹部就此变薄，使用腹腔镜，在见到有卵子的部位切一小口取出卵子，然后将卵子与精子一起培养（精子必须先在体外用牛血清白蛋白培养获能），受精后移植至母体。这种工作虽然在1970年曾发表过受精卵在体外可培养到胚泡期，但移植工作直到去年才见有成功的报道。工作中最难掌握的是移植时妇女子宫成熟期的同步问题。
虽然有了这些介绍，不过当时国内限于条件，并没能很快启动相关工作。如前文所述，张丽珠此时已经意识到腹腔镜今后在妇科临床上的重要性，开始想办法开展相关工作，但她尚未特意关注试管婴儿技术，如她曾对记者说：
其实我1980年、1982年出国比较多，到外边主要的我们是做计划生育，怎么避孕、怎么做人工流产、怎么妇女保健，到那儿去宣传我们中国做的这些工作的成绩，以及中国妇女在保健事业上起着什么作用。当时外国（试管婴儿技术）实际上很成功了，可是我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我完全可以到他们那学，我没有学。
但随着试管婴儿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张丽珠意识到了这一技术在临床上对病患的巨大价值以及在研究上的广阔前景。因此一方面她在国外考察时开始注意相关技术，另一方面开始积极搜集相关文献资料:
我院妇产科张丽珠教授1984年根据一盘英文磁带录音，整理、综合，有远见地提出了在中国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研究工作。
搜集资料的工作当然远比这要复杂、困难得多，张丽珠曾经依靠“翻阅一些兽医的书”来了解IVF-ET。更复杂的是，对于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当时国内除了缺少技术、设备、资源的支撑外，还存在思想上的认识误区。当时国内对计划生育的认识正在转向强调生育越少越好，很多地方都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因此妇产科学界很多人对不孕不育的治疗不够重视。这一偏见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得以有所纠正。
在我国不孕症患者很多，给妇女本人及其家庭带来诸多痛苦。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不正确地理解计划生育，忽视了不孕症的调查研究和临床诊断治疗工作。
虽然有这样的反对声音，但张丽珠还是不忍心放着可能的技术手段不去开发，却坐视不孕症患者在痛苦中煎熬。于是，在这样不利的内外部环境下，出于作为医师治病救人的责任感和作为母亲将心比心的悲悯情怀，张丽珠于1982年决定开展试管婴儿的研究工作，此后几年一直将大量精力放在这一研究上。期间有外国专家应国家有关部门邀请来到北京，给十几对中国年轻夫妇行IVF-ET，竟无一例成功。有两位美国专家带了全套医疗器械应邀在广州做了15例也全部失败。1985年以后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有首例试管婴儿成功的报道，但也都是由有经验的外国专家帮助搞成的。这些都没能动摇张丽珠开展自主研究的决心。
作为妇产科医师，多年来张丽珠接触了大量不孕不育症患者，对她们的病情了如指掌，对她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并深知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婚姻和家庭问题，还会因一系列伦理与心理反应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直接关系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夫妻感情、家庭和谐乃至全社会的安定团结。而在我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国人有限的科学文化水平，加之传统落后思想的阴影，使得不孕不育的责任和过错更多地被加在女方身上，这就使女性患者承受着更深重的压力和痛苦。张丽珠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一位湖南妇女的遭遇与感受：
一位湖南患者因输卵管阻塞婚后八年不孕，婆母盼孙心切，天天愁眉苦脸，时常痛苦不已，丈夫叹气连天。患者本人像犯了弥天大罪的囚犯被宣判死刑一样痛不欲生，其全家也处于极度苦难之中。（她在）信中写道：“我为这个家哭泣，更哭自己命苦。八年来，每天耳闻目睹老人悲憾的面容，丈夫伤感的目光，亲朋好友怜惜的安慰和不怀好意的咒骂，我就像ー个罪孽深重的罪人，忍受着伤心、痛苦、绝望和耻辱……”
为了在临床上解除这些患者的问题，将她们从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解救出来，张丽珠在生殖内分泌实验室开展的工作一直关注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试管婴儿技术的出现，让她看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是现代生殖医学在高端科技方面的集中体现，指的是代替人类自然生殖过程某一环节或全部环节的现代医学技术手段。关于其内涵及外延，国内外尚存在不少争议，但大家普遍认可，1978年7月25日，全球首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Joy Brown）的诞生是现代ART发展壁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试管婴儿技术即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 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在科技史上有若干先驱，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华裔科学家张明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47年，张明觉以冷冻卵子移植的方法培育出了幼兔，并通过实验提出了卵龄和子宫内膜发育必须“同步化”的概念。1951年，他在实验中发现“精子获能”现象，为哺乳类卵子体外受精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1959年，他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兔卵的体外受精》一文，第一次发布了兔子体外受精及随后将胚胎移植到子宫，并顺利产下兔仔的成功案例，结束了生殖生物学界几十年来対哺乳类卵子休外受精能否成功的争论，开创了IVF-ET技术。此后，该技术很快在畜牧兽医学界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和推广。妇产科学界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理学家爱德华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1960年开始研究人类的受精问题，1968 年在实验室首次完成人类卵子的体外受精。经过多年艰苦工作，1978年他终于迎来了路易斯·布朗的诞生，试管婴儿技术正式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第二例、第三例、第四例试管婴儿相继在印度、英国和澳大利亚降生。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中西之间的交流不畅，我国接触到试管婴儿技术是比较晚的。1972年7月，受我国政府邀请，张明觉随以任之恭、林家翘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回国访问。1975年他应邀回国讲学。但当时国内对其科研成就，在IVF-ET技术方面主要关注其在兽医领域的应用，在妇产科方面则主要关注其发明的口服避孕药。1978年他再度归国时，路易斯·布朗已经出生，在国内也有少数人开始关注。因此，9月30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国内专家座谈时，虽然内容主要正是关于计划生育基础理论以及畜牧生殖生理，但讨论中也简单地涉及试管婴儿：
会上有人询问关于试管婴儿的具体情况。张明觉教授谈到英国这方面工作在1969年获得成功。其方法是先给妇女注射促滤泡激素使母体卵巢形成多滤泡，然后再注射绒毛膜促性腺素促进排卵。此时在腹腔注入大量二氧化碳使腹部膨胀，腹部就此变薄，使用腹腔镜，在见到有卵子的部位切一小口取出卵子，然后将卵子与精子一起培养（精子必须先在体外用牛血清白蛋白培养获能），受精后移植至母体。这种工作虽然在1970年曾发表过受精卵在体外可培养到胚泡期，但移植工作直到去年才见有成功的报道。工作中最难掌握的是移植时妇女子宫成熟期的同步问题。
虽然有了这些介绍，不过当时国内限于条件，并没能很快启动相关工作。如前文所述，张丽珠此时已经意识到腹腔镜今后在妇科临床上的重要性，开始想办法开展相关工作，但她尚未特意关注试管婴儿技术，如她曾对记者说：
其实我1980年、1982年出国比较多，到外边主要的我们是做计划生育，怎么避孕、怎么做人工流产、怎么妇女保健，到那儿去宣传我们中国做的这些工作的成绩，以及中国妇女在保健事业上起着什么作用。当时外国（试管婴儿技术）实际上很成功了，可是我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我完全可以到他们那学，我没有学。
但随着试管婴儿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张丽珠意识到了这一技术在临床上对病患的巨大价值以及在研究上的广阔前景。因此一方面她在国外考察时开始注意相关技术，另一方面开始积极搜集相关文献资料:
我院妇产科张丽珠教授1984年根据一盘英文磁带录音，整理、综合，有远见地提出了在中国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研究工作。
搜集资料的工作当然远比这要复杂、困难得多，张丽珠曾经依靠“翻阅一些兽医的书”来了解IVF-ET。更复杂的是，对于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当时国内除了缺少技术、设备、资源的支撑外，还存在思想上的认识误区。当时国内对计划生育的认识正在转向强调生育越少越好，很多地方都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因此妇产科学界很多人对不孕不育的治疗不够重视。这一偏见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得以有所纠正。
在我国不孕症患者很多，给妇女本人及其家庭带来诸多痛苦。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不正确地理解计划生育，忽视了不孕症的调查研究和临床诊断治疗工作。
虽然有这样的反对声音，但张丽珠还是不忍心放着可能的技术手段不去开发，却坐视不孕症患者在痛苦中煎熬。于是，在这样不利的内外部环境下，出于作为医师治病救人的责任感和作为母亲将心比心的悲悯情怀，张丽珠于1982年决定开展试管婴儿的研究工作，此后几年一直将大量精力放在这一研究上。期间有外国专家应国家有关部门邀请来到北京，给十几对中国年轻夫妇行IVF-ET，竟无一例成功。有两位美国专家带了全套医疗器械应邀在广州做了15例也全部失败。1985年以后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有首例试管婴儿成功的报道，但也都是由有经验的外国专家帮助搞成的。这些都没能动摇张丽珠开展自主研究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