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医训队回到上海后，我能够上讲台讲课了。我还没有完全解放，但不再是“监督劳动”状态，而是“控制使用”对象，看起来是进入了渐入佳境、更为自由的阶段，但是，好像是黎明前的黑暗，另有一种压抑的痛苦。“控制使用”是很可悲的—明明我和其他人一起工作，但是我有历史问题、出身不好，只能够被控制使用，不属于平等的公民范畴，看起来比监督劳动好，但也是一种令人十分心酸的人生境遇。
人体结构与功能学的教学组已经解散，恢复了解剖学教研室。当年的教学改革很频繁，没有成效，便又退回原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何光篪教授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一直“靠边站”，没有教研室主任，只设了两个副主任，都是我的学生：一个是技术组原来的组长，叫白永庆；另一个是助教，叫真炳攸。两个副主任全面负责工作，教研室有几个教学组，我所在的教学组共六个人，一个组长，五个教员。当时是短学制“，一个学期的解剖学教完了，教学组进行年终总结。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教学组长，逐一对每位老师进行了表扬，一共六个人，表扬了四个，组长很谦虚，没有自我表扬，此外就只有钟世镇不在受表扬之列。
年终总结交上去的第二天，刚刚结束解剖学课程的同学们将一张感谢教学组的大字报贴到教研室的门口，这个大字报中，除了感谢教学组集体外，只点名表扬了一位老师，就是特别表扬钟世镇老师。我上班很早，六点多钟就到了教研室，在门口看见了那张大字报，我心情特别紧张，赶紧把它撕下来。因为是“控制使用”对象，我连表扬都害怕了。这个小小的插曲也让我感到一丝温暖，我的工作态度与教学水平，同学们心中自有公论。
当时像我这种身份的老师，如果受到学生的表扬，很有可能会被冠以“拉拢、腐蚀革命青年”的罪名。有一位我过去教过的学生，留校后由我负责带教培养，他聪明能干，为使他早日成才，我经常给他开小灶，精心指导。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这个学生经常在“斗私批修”讲用会上批判我，说我是个大染缸，对他灌输了很多成名成家的思想，拉他走向资产阶级泥潭，把我苦心孤诣指导他掌握专业的做法，冠以“腐蚀革命青年”的罪名。疾风知劲草，世乱见真情。我心里很清楚，自己培养的学生，一般内心深处对老师还是很尊重的，在特殊的环境中，为了自己的前途，被迫要与我划清界限，大多数人是身不由己，因为他们首先得考虑保护自己，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部分别有用心、善于投机的败类，出于利益驱使，落井下石，迎合献媚，出卖别人换取自己向上爬，这已经丢失了底线。
在“牛棚”里，还有出去的盼头，但是“控制使用”这种二等公民身份，让我当时觉得有可能伴随我的终生。那种不敢接受表扬大字报的心情、涂抹介绍信“同志”二字的乌云阴影，使我感到“这世界已经没有我的份了”，万念俱灰，但不希望连累孩子，不希望连累妻子。
孩子是最无辜、最可怜的。受我的连累，女儿不能参加红卫兵，儿子不能参加红小兵。“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种极“左”的“血统论”，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按这种观点，当时我们这些反革命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可以整育好的子女”，是低人一等的。“文化大革命”前，我他曾下乡毅加过“四消”工作队，见过对“黑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训话时，他们尚未成年的孩子都要培训恭听，这种待遇对本应是天真活泼的孩子们的心灵伤害，格外令人心酸。我的儿子像我，身体很好，力气也比同龄的孩子大，但是跟别的孩子有冲突，他只能挨打，不能还手。我女儿从小就很优秀，能歌善舞，但是她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到上海后，第七军医大学的子弟被安排到同济中学读书。在1970年的一次参军高潮中，第七军医大学几乎所有的适龄子弟都去参军了，她却走不了。当时她觉得非常压抑，想摆脱那种环境。我去武汉医训队后，得知当地部队接管了一个沙洋劳改农场，很多军工系统的子弟都到那个农场劳动，我就把她送到那个农场。她很争气，组织上安排她做卫生员，她没有接受，坚持在大田劳动。1973年，在周恩来的主张下，举行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一次的高考。之前都是推荐读大学，只有出身好的子弟才有机会读大学，那次高考使出身不好的年轻人也有机会读大学。钟玲参加了这次高考，尽管钟玲的考试成绩是最好的，依然只能被一所中专学校——湖北省沙市市卫生学校录取，而能被这所学校录取，还是因为这所学校的招生指标中有一个专门给“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额。
看到孩子的这种遭遇，我想到了离婚。如何与古乐梅谈，我考虑了很久：我已经没有前途了，但是不要连累你，不要连累子女。你的家庭成分是自由职业者，如果跟我离婚，孩子跟我划清界限，就不是反革命子女了，将来还可以参军、上学。我觉得理由很充分，谁知刚一提离婚她就拍案而起：你的历史我最清楚，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大不了去劳改，到哪里我都跟着你，再也不准你提离婚！
古乐梅的态度，对我至关重要。当时意识形态影响一切，一旦将哪个人划为反革命分子，第二天马上就离婚的，比比皆是。 患难之中见真情。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我们俩都想象不到我以后的处境会有何改观，觉得此生只能如此了。在这种情况下，古乐梅能够做出这么坚定的选择，难能可贵，因为这意味着可能牺牲一生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她坚信我不是坏人，我感受最委屈的就是被说成是坏人，她那么坚定地认为我是好人，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是我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从武汉医训队回到上海后，我能够上讲台讲课了。我还没有完全解放，但不再是“监督劳动”状态，而是“控制使用”对象，看起来是进入了渐入佳境、更为自由的阶段，但是，好像是黎明前的黑暗，另有一种压抑的痛苦。“控制使用”是很可悲的—明明我和其他人一起工作，但是我有历史问题、出身不好，只能够被控制使用，不属于平等的公民范畴，看起来比监督劳动好，但也是一种令人十分心酸的人生境遇。
人体结构与功能学的教学组已经解散，恢复了解剖学教研室。当年的教学改革很频繁，没有成效，便又退回原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何光篪教授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一直“靠边站”，没有教研室主任，只设了两个副主任，都是我的学生：一个是技术组原来的组长，叫白永庆；另一个是助教，叫真炳攸。两个副主任全面负责工作，教研室有几个教学组，我所在的教学组共六个人，一个组长，五个教员。当时是短学制“，一个学期的解剖学教完了，教学组进行年终总结。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教学组长，逐一对每位老师进行了表扬，一共六个人，表扬了四个，组长很谦虚，没有自我表扬，此外就只有钟世镇不在受表扬之列。
年终总结交上去的第二天，刚刚结束解剖学课程的同学们将一张感谢教学组的大字报贴到教研室的门口，这个大字报中，除了感谢教学组集体外，只点名表扬了一位老师，就是特别表扬钟世镇老师。我上班很早，六点多钟就到了教研室，在门口看见了那张大字报，我心情特别紧张，赶紧把它撕下来。因为是“控制使用”对象，我连表扬都害怕了。这个小小的插曲也让我感到一丝温暖，我的工作态度与教学水平，同学们心中自有公论。
当时像我这种身份的老师，如果受到学生的表扬，很有可能会被冠以“拉拢、腐蚀革命青年”的罪名。有一位我过去教过的学生，留校后由我负责带教培养，他聪明能干，为使他早日成才，我经常给他开小灶，精心指导。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这个学生经常在“斗私批修”讲用会上批判我，说我是个大染缸，对他灌输了很多成名成家的思想，拉他走向资产阶级泥潭，把我苦心孤诣指导他掌握专业的做法，冠以“腐蚀革命青年”的罪名。疾风知劲草，世乱见真情。我心里很清楚，自己培养的学生，一般内心深处对老师还是很尊重的，在特殊的环境中，为了自己的前途，被迫要与我划清界限，大多数人是身不由己，因为他们首先得考虑保护自己，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部分别有用心、善于投机的败类，出于利益驱使，落井下石，迎合献媚，出卖别人换取自己向上爬，这已经丢失了底线。
在“牛棚”里，还有出去的盼头，但是“控制使用”这种二等公民身份，让我当时觉得有可能伴随我的终生。那种不敢接受表扬大字报的心情、涂抹介绍信“同志”二字的乌云阴影，使我感到“这世界已经没有我的份了”，万念俱灰，但不希望连累孩子，不希望连累妻子。
孩子是最无辜、最可怜的。受我的连累，女儿不能参加红卫兵，儿子不能参加红小兵。“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种极“左”的“血统论”，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按这种观点，当时我们这些反革命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可以整育好的子女”，是低人一等的。“文化大革命”前，我他曾下乡毅加过“四消”工作队，见过对“黑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训话时，他们尚未成年的孩子都要培训恭听，这种待遇对本应是天真活泼的孩子们的心灵伤害，格外令人心酸。我的儿子像我，身体很好，力气也比同龄的孩子大，但是跟别的孩子有冲突，他只能挨打，不能还手。我女儿从小就很优秀，能歌善舞，但是她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到上海后，第七军医大学的子弟被安排到同济中学读书。在1970年的一次参军高潮中，第七军医大学几乎所有的适龄子弟都去参军了，她却走不了。当时她觉得非常压抑，想摆脱那种环境。我去武汉医训队后，得知当地部队接管了一个沙洋劳改农场，很多军工系统的子弟都到那个农场劳动，我就把她送到那个农场。她很争气，组织上安排她做卫生员，她没有接受，坚持在大田劳动。1973年，在周恩来的主张下，举行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一次的高考。之前都是推荐读大学，只有出身好的子弟才有机会读大学，那次高考使出身不好的年轻人也有机会读大学。钟玲参加了这次高考，尽管钟玲的考试成绩是最好的，依然只能被一所中专学校——湖北省沙市市卫生学校录取，而能被这所学校录取，还是因为这所学校的招生指标中有一个专门给“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额。
看到孩子的这种遭遇，我想到了离婚。如何与古乐梅谈，我考虑了很久：我已经没有前途了，但是不要连累你，不要连累子女。你的家庭成分是自由职业者，如果跟我离婚，孩子跟我划清界限，就不是反革命子女了，将来还可以参军、上学。我觉得理由很充分，谁知刚一提离婚她就拍案而起：你的历史我最清楚，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大不了去劳改，到哪里我都跟着你，再也不准你提离婚！
古乐梅的态度，对我至关重要。当时意识形态影响一切，一旦将哪个人划为反革命分子，第二天马上就离婚的，比比皆是。 患难之中见真情。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我们俩都想象不到我以后的处境会有何改观，觉得此生只能如此了。在这种情况下，古乐梅能够做出这么坚定的选择，难能可贵，因为这意味着可能牺牲一生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她坚信我不是坏人，我感受最委屈的就是被说成是坏人，她那么坚定地认为我是好人，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是我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