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属于“万金油”式的专家，一生因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多次转换专业方向，从物理到炮兵光学仪器、再到自动控制、再到核爆炸光辐射、再到原子分子物理和物理力学、再到激光破坏机理、再到高能激光工程总体技术，横跨理科、工科、工程技术多个领域，大的变化有四次，小的调整不计其数。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要这样选择？我回答：因为穿上军装，我就没有自己的选择。如果有的话，那么，祖国的需要，永远是我的第一选择。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950年入学，1953年因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人才的紧迫需求，提前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一名国防科技工作者。最初，根据组织安排，在海军工程系舰炮射击指挥仪与光学仪器教授会(教研室)承担“海军炮光学仪器”课程教学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我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开始重新学习工学院的基础课程，除恶补机械制图、材料力学、机械零件等大学课程外，还按照苏联克雷洛夫海军工程学院八年制毕业学员的要求，搞了一个毕业设计，翻译出版了俄文教材《光学仪器理论基础》。“大跃进”时期，还跟教研室同志一起，向海军司令部提出了研制光电潜望镜的构想。正当我渐渐熟悉并下定决心搞海军炮光学仪器时，突然有一天，领导对我说：学院新的教学计划下来了，你准备好的“海军炮光学仪器”教学任务已经取消，我们需要你去搞最新的自动控制，讲授“自动调整原理”这门新课。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火炮是战争之神，它的“眼睛”——光学仪器立了大功，但战争结束后的10年中，电子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战争之神的“眼睛”已经不再是光学仪器而是雷达了，所以“哈军工”当机立断，把光学仪器专业撤销了。于是，我不得不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好的“海军炮光学仪器”讲义锁进保密柜，再去钻研自动控制技术和俄文原版教材《自动调整原理》。学物理的人改行搞自动控制，这是一个很大的专业变动，所幸当时钱学森先生刚刚回到国内，他出版的中文版著作《工程控制论》是自动调节原理的最新理论，我找到它，废寝忘食地研究起来。就在我全身心投入自动控制学习研究而上劲上瘾的时候，新情况又出现了。1962年，“哈军工”响应党中央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成立原子工程系，要搞核武器专业。我又被组织安排，从海军工程系调入新成立的原子工程系，从事核爆炸光辐射测试分析的教学与研究，在我国首次和第二次核试验中，我还干出了点名堂，荣立了集体二等功和个人三等功。然而，就在我们举杯欢庆的时候，新消息又到了。世界所有核大国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我国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核试验转入地下。这样，我从事的光辐射测试专业又出现了危机。1966年，我带着满心的委屈和茫然就这一问题去向钱学森先生请教，钱先生说：“老的技术吃饱了，新的又发展了，针对性很强的专业总是要变的，你们一定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受到钱学森先生物理力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我们认识到原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口学科是技术科学中的物理力学，其中所需微观参数可以由原子分子物理得出。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又转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原子分子物理与物理力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并为学生开设了“原子结构计算”、“高温气体物理力学”、“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等课程，在科研上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70年代末80年代初，强激光技术加速发展，世界各主要军事大国都在抢占武器装备技术新的战略高地，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于是主动调整自己的研究重心，将研究方向转入强激光技术领域，当时的名称是“利用原子分子物理和物理力学基础，来进行激光工程破坏机理的研究工作”，既有理论分析，又有缩比的实验。经过10年顽强拼搏，我们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于是，我们水到渠成地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转入激光工程总体技术方面。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也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同时并存的广阔天地。
回眸自己的学术成长历史，我很激动，也不后悔。从自己的人生轨迹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多变”是国防科技的鲜明特征，“应变”是国防科技工作者的必备素质，而“求变”则是推动国防科技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选择做一名合格的国防科技工作者，就选择了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紧密相连的事业，也就选择了把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永远摆在第一位的不平凡人生！
赵伊君
2015年6月30日
我是属于“万金油”式的专家，一生因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多次转换专业方向，从物理到炮兵光学仪器、再到自动控制、再到核爆炸光辐射、再到原子分子物理和物理力学、再到激光破坏机理、再到高能激光工程总体技术，横跨理科、工科、工程技术多个领域，大的变化有四次，小的调整不计其数。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要这样选择？我回答：因为穿上军装，我就没有自己的选择。如果有的话，那么，祖国的需要，永远是我的第一选择。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950年入学，1953年因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人才的紧迫需求，提前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一名国防科技工作者。最初，根据组织安排，在海军工程系舰炮射击指挥仪与光学仪器教授会(教研室)承担“海军炮光学仪器”课程教学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我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开始重新学习工学院的基础课程，除恶补机械制图、材料力学、机械零件等大学课程外，还按照苏联克雷洛夫海军工程学院八年制毕业学员的要求，搞了一个毕业设计，翻译出版了俄文教材《光学仪器理论基础》。“大跃进”时期，还跟教研室同志一起，向海军司令部提出了研制光电潜望镜的构想。正当我渐渐熟悉并下定决心搞海军炮光学仪器时，突然有一天，领导对我说：学院新的教学计划下来了，你准备好的“海军炮光学仪器”教学任务已经取消，我们需要你去搞最新的自动控制，讲授“自动调整原理”这门新课。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火炮是战争之神，它的“眼睛”——光学仪器立了大功，但战争结束后的10年中，电子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战争之神的“眼睛”已经不再是光学仪器而是雷达了，所以“哈军工”当机立断，把光学仪器专业撤销了。于是，我不得不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好的“海军炮光学仪器”讲义锁进保密柜，再去钻研自动控制技术和俄文原版教材《自动调整原理》。学物理的人改行搞自动控制，这是一个很大的专业变动，所幸当时钱学森先生刚刚回到国内，他出版的中文版著作《工程控制论》是自动调节原理的最新理论，我找到它，废寝忘食地研究起来。就在我全身心投入自动控制学习研究而上劲上瘾的时候，新情况又出现了。1962年，“哈军工”响应党中央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成立原子工程系，要搞核武器专业。我又被组织安排，从海军工程系调入新成立的原子工程系，从事核爆炸光辐射测试分析的教学与研究，在我国首次和第二次核试验中，我还干出了点名堂，荣立了集体二等功和个人三等功。然而，就在我们举杯欢庆的时候，新消息又到了。世界所有核大国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我国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核试验转入地下。这样，我从事的光辐射测试专业又出现了危机。1966年，我带着满心的委屈和茫然就这一问题去向钱学森先生请教，钱先生说：“老的技术吃饱了，新的又发展了，针对性很强的专业总是要变的，你们一定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受到钱学森先生物理力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我们认识到原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口学科是技术科学中的物理力学，其中所需微观参数可以由原子分子物理得出。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又转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原子分子物理与物理力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并为学生开设了“原子结构计算”、“高温气体物理力学”、“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等课程，在科研上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70年代末80年代初，强激光技术加速发展，世界各主要军事大国都在抢占武器装备技术新的战略高地，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于是主动调整自己的研究重心，将研究方向转入强激光技术领域，当时的名称是“利用原子分子物理和物理力学基础，来进行激光工程破坏机理的研究工作”，既有理论分析，又有缩比的实验。经过10年顽强拼搏，我们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于是，我们水到渠成地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转入激光工程总体技术方面。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也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同时并存的广阔天地。
回眸自己的学术成长历史，我很激动，也不后悔。从自己的人生轨迹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多变”是国防科技的鲜明特征，“应变”是国防科技工作者的必备素质，而“求变”则是推动国防科技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选择做一名合格的国防科技工作者，就选择了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紧密相连的事业，也就选择了把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永远摆在第一位的不平凡人生！
赵伊君
2015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