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侵略势力沿着平汉路继续向南推进，长沙已岌岌可危，加上日军飞机还不断飞来轰炸，湘雅医学院已经无法在长沙生存下去了。担任院长的张孝骞先生深感责任重大，他多方联系，筹划学校内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把学校迁到桂林去。可是，湘雅医学院是受雅礼会资助的，属于私立性质，而美国人不同意南迁。当时有一位美国代表，英文名叫Green，中文名叫故人，他坚决反对学校内迁。他认为，日本人是跟中国人打仗，美国人保持中立的态度。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在医院楼顶刷制大幅美国国旗，日本飞机便不敢来轰炸。张孝骞自然不理会这种幼稚的想法，力主学校内迁。可是，他调动不了湘雅医院，当时医院已决定迁到离长沙不远的地方。一所医学院，如果没有附属医院，教学工作将难以开展。就在此时，张孝骞得知中央医院已由南京搬迁到了贵阳，而中央医院的院长沈克非是他在协和的老同事。经过协商，中央医院同意为湘雅医学院提供教学服务。于是，张孝骞决定把湘雅医学院迁到贵阳去。

1938年9月，张友尚随着父亲迁校的大军来到了贵阳。刚到贵阳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由于没有校舍，只好暂借贵阳医学院的一部分空余教室上课，师生员工只能安排在一些分散的民房内。张孝骞一家就租住了城内的民房。虽然当时贵阳处于抗战后方，但并不太平，时时遭受日军飞机的空袭。那时还没有防空警报，人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预警。每当有敌机来袭时，人们就在东山顶悬挂红灯笼。

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投下的燃烧弹将半个贵阳化为灰烬。当时由于没有防空洞可以躲避，张孝骞全家就在饭桌上放了很多棉袄，飞机来袭时就躲在饭桌底下。有一次，一颗重磅炸弹正好落在家里，万幸的是炸弹没有爆炸，惊恐中全家连夜撤离，搬到贵阳南郊的次南门外。当时次南门外有少量湘雅医学院新盖的校舍，勉强可以居住。那里原是湖南人在贵阳办的长沙义园。过去，湖南人在贵阳去世之后，就葬在长沙义园。后来，由于湘雅医学院在那里上课，人们就称之为湘雅村，这就是现在贵阳湘雅村的来历。

虽然新建了一些校舍，但仍然不够用。另外，出于战区学生前来就读的人数日益增加，使得学校难以应付。这些学生不但交不起学费，甚至连生活费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张孝骞一方面东奔西走，尽可能争取多方的援助，另一方面号召学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张孝骞身为一校之长，更是身先士卒，带头克服困难。他住的茅草房，就是在别人的帮助下自己亲自动手盖起来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自然是非常清贫的。张友尚还清楚地记得，那时上学几乎没有什么零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