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土栽培”到“核农先驱”
1944年，陈子元从上海大夏大学化学系毕业。时值抗战，父亲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失业，作为长子的他肩负起养家重担，进入上海四维化学农场，跟随匈牙利专家蔡古从事无土栽培研究。他培植的番茄畅销西餐馆，被学者考证为“中国无土栽培第一人”。
1944年，陈子元在上海大夏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毕业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陈子元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原浙江农业大学前身）任教。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原子能和平利用被列为重点。1958年，陈子元受命率领8名青年教师赴上海参加“原子能和平利用讲习班”，并在同位素农业应用组担任组长，这次培训彻底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结业后，他临危受命，在浙江农学院白手起家，创建了中国高等农业院校中第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开启了中国核农学艰苦卓绝的先驱之旅。
1962年9月，陈子元先生在华家池浙农大物理系办公室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初创之路异常艰辛。实验室条件简陋，仪器短缺。1959年，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的支持下，实验室获得了宝贵的放射源。青年教师谢学民等人奉命从北京取回放射源。由于缺乏专业运输设备，他们只能将放射源置于填满沙子的铅罐中，再放入铅桶，冒险随身携带乘火车返杭。归后体检，二人白细胞急剧下降，核辐射的危害给他们上了“实实在在的第一课”，甚至引来旁人避之不及的目光。
面对危险，陈子元挺身而出。“你们还没有结婚，我已经有孩子了，我来吧！”他穿上简易防护服，在铅砖屏蔽下，亲手打开铅罐，取出放射源进行实验。这份担当，为中国核农学的探索按下了启动键。
1960年，浙江农学院更名为浙江农业大学并成立农业物理系（核农学系前身），陈子元任副主任，致力于培养核农科技人才。然而，随之而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国内经济困难等原因，使刚刚起步的核农学研究陷入低谷，许多同行纷纷离开。在孤寂与质疑中，陈子元选择了坚守。他冷静思考，认识到必须找到能真正促进农业生产的课题，将目光投向了当时日益凸显的农药残留问题。
为粮食安全注入“核动力”
20世纪60年代初，农药的广泛使用也带来了严重的残留污染和人畜中毒事件。1962年，陈子元率先利用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农药残留。他带领助手孙锦荷等，克服无现成标记农药、无外汇购买、设备简陋等困难，自力更生合成碳-14、磷-32、硫-35等标记农药。条件虽苦，但他们成功开辟了利用核素示踪研究农药环境行为的新领域。
1972年，中国出口欧洲的农副产品因农药残留超标被退回，国家声誉和经济遭受损失。1973年初，农业部门急召陈子元进京，将制定中国首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的重任交给了他。陈子元领命，创造性地引入动力学概念，将同位素示踪技术与动力学结合，建立数学模型，定量研究农药在生态环境中的动态规律。历经6年不懈努力，课题组编制出29种农药在19种作物上的69项安全使用标准。该成果于1984年正式颁布为国家标准（GB4285-84），沿用至今，为保障食品安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陈子元引领的核技术另一重要应用——辐射诱变育种也结出硕果。他开创的浙江农业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核农所），利用核辐射诱发植物基因突变，成功培育出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在内的20多个优良新品种。中国由此被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评价为核农学大国，走在世界前列。
1985年，陈子元当选为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成为该机构最高学术决策组织中第一位中国科学家。今天，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还收藏着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寄给陈子元教授的信，祝贺他当选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之一。
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寄给陈子元教授的信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85年底，陈子元在维也纳IAEA会议上首次代表中国宣讲原子能在农业上的应用成就，向世界发出中国核农学的强音。正是他的执着坚守，将“核”与“农”深度融合，把一次次科学构想变为了丰硕的现实成果。
科学家说：
回顾近一个世纪的科研人生，陈子元院士深情地说：“以身许农是我一辈子的事！” 他将个人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的培养、时代的造就以及集体的奋斗。
他的工作哲学朴素如农谚：“做学问像种地，舍得下笨功夫才能长出好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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