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静静陈列着一把磨旧的算尺。这个看似寻常的计算工具，曾是于敏团队叩开氢弹奥秘的关键密钥——在物资匮乏、技术遭封锁的艰难岁月里，于敏等人握着它，一笔笔推演、一组组测算，最终填补了中国热核武器领域的空白。

于敏使用的计算尺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今天，是于敏诞辰99周年，我们一起回顾他的三个小故事，探寻他为我国核事业奉献的赤诚之心与非凡智慧。

1961年1月12日，原子能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时任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看着面前的于敏，语气严肃：“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此时的于敏，已是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的青年才俊，在核力、核结构等基础理论研究中硕果累累，正处于学术爆发的关键期。但钱三强的话语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氢弹研究，意味着要放弃深耕多年的理论物理领域，从基础研究转入应用研究。

当时，我国经济遭遇困难，苏联毁约停援，撤退专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仍然坚持要继续搞原子弹、氢弹，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历史任务。

片刻之间，于敏就做好了决定。

“当时国家的国防基石要是没有这个东西（指氢弹），就要受人欺负，就没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我必须要义不容辞地尽国民一份责任。”

从此，“于敏”这个名字逐渐从国际学术期刊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代号，一份沉甸甸的使命。

投身氢弹研究的于敏，很快就遇到了第一个“拦路虎”——计算资源的极度匮乏。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这台“宝贝疙瘩”95%的算力要优先保障原子弹研制，留给氢弹理论探索的时间每周仅有十几个小时，还多是深夜时段。

“比起美国和苏联，我们是穷人，穷人就要有穷办法。”于敏的乐观中透着韧劲。于是，人手一把计算尺，成了团队攻坚的重要工具。

于敏记忆力惊人，在他的带领下，工作组的科研人员们废寝忘食地计算着。经过约4年的团结协作与潜心钻研，团队在对相关物理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充分论证后，先对重点模型展开计算，再对每个计算结果进行系统且细致的研究分析。他们由表及里、由现象探究至物理本质，不仅成功攻克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领域的应用基础问题，更对氢弹的诸多基本现象与规律形成了深刻认知。而这些应用基础研究的成果，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便被凝练为69篇论文。

于敏查阅计算数据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66年，靠着计算尺和计算机，于敏带队终于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激动的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隐语”电话：

于敏：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发现有效氢弹构型！）

邓稼先：你们美美地吃上了一顿野味？（你确定？）

于敏：不，现在还不能把他煮熟，要留作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基本确定，但是要进一步研究！）

邓稼先：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正是基于这一突破，经过后续的不懈努力，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试爆成功，中国仅用2年8个月的攻关周期，创造了世界核武器发展史的奇迹。

196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喜报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2015年，于敏荣获“201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他的颁奖词是这样的：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2019年1月16日，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逝世，享年93岁。

于敏一生热爱祖国，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他两次毅然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作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钱三强曾评价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亦称赞他是 “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表示，“于敏先生是中华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家，他一直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是我们身边聪慧而亲切的师长。” 

审核专家：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李绍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