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夏夜，西安的一所房子里，一位通讯专业的学者。在长灯下奋笔疾书，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写了一封自我推荐信，介绍自己在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专长。

此时，卢沟桥事变震惊中外，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谁能拯救国家？

这位无线电专家的脑海里，有着清晰的两个字——延安。

这位年轻人就是24岁的罗沛霖。两年前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三个月前，他毅然辞去上海月薪120块银元的优渥工作，这在当时足以购置半亩租界土地。

“我们那时候大家想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抗战。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这方面。”罗沛霖说。

1938年初春，延河畔的杏花刚刚绽放，罗沛霖几经周折，背着装满无线电书籍的藤箱，踏进了清凉山南麓的窑洞。

这张照片，就是罗沛霖参与创建的边区第一个通信器材厂——延安通信材料厂。

由于当时条件非常艰苦，通信器材主要靠战场缴获，缴来一部电台后，利用备份器材，一般可改装成两部，很多无线电零件，都是罗沛霖自己设计的。

深秋的窑洞里泛着寒意，罗沛霖对着两台待修的军用电台陷入沉思。延安的物资十分匮乏，没有润滑油，也没有绝缘的橡胶材料，要怎么做电台呢？忽然，伙房飘来的炖菜香气让他有了灵感。炊事班里，炊事员正将凝固的猪油舀进瓦罐，瓷勺与陶罐相碰的脆响让他有了主意。他抱着油罐冲回工作台。乳白的动物油脂在电台齿轮间缓缓晕开，金属咬合的声音渐渐变得流畅。

就这样，用猪油代替润滑油、用当地特有的杜梨木做绝缘材料，用烧酒代替酒精……

在罗沛霖和同事的巧妙改装下，数十部电台被送往抗日前线，大大改善了前线通讯工具短缺的问题。在太行山脉的沟壑间，为红色电波筑起摧不垮的通讯长城。

时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曾开玩笑说：“有了罗工程师，我们就不是‘土八路’了。”毛主席也亲自给延安通信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在随后的两年间，罗沛霖遵照党组织部署辗转重庆、天津等地，在无线电工业领域深耕细作，为新中国储备现代工业建设的关键技术力量。

1947年深秋，34岁的罗沛霖在中央无线电厂，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党组织递来的密信：彼时全国解放在即，新中国建设急需技术人才，党组织决定派罗沛霖赴国外深造。

在加州理工学院，罗沛霖白天啃着面包在实验室做实验，深夜睡在图书馆推导公式，他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攻克了常人需要学习四年的电子学博士课程。

归国后，罗沛霖主持建成中国首座大型电子元件工厂——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也称718联合厂，这个厂为“两弹一星”锻造电子命脉，并指导超远程雷达和第一代计算机研制。

回忆起建立这个工厂的初衷，罗沛霖说：“建设这个使中国拥有无线电基础元器件品种齐全的万人联合厂，使中国的无线电工业彻底翻身，是国防的需要。”

1951年7月，罗沛霖在东德相继走访50余家单位，学习建厂相关知识。东德重工业部部长那格勒被罗沛霖专业和务实的态度所感染，常常陪着他一同前去各厂，交代任务。

罗沛霖紧锣密鼓地工作了4个月后，1951年11月21日向上级领导递交了《无线电零件制造设备在民主德国进行委托设计及询价情况前段的报告》。

虽然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建设一个从模具、动力到生产、检验齐备的大而全的工厂，在当时全球范围内尚无先例可循。

1952年7月，罗沛霖与王诤、王士光等同仁历经重重考验，最终敲定718联合厂总平面布置方案，明确了3000台移动电台、30万架收音机的产能规划及厂区功能分区。

1952年9月，718联合厂筹建工作正式启动，罗沛霖被任命为筹备组组长。

2004年，当推土机即将铲平718联合厂的包豪斯式厂房，91岁的罗沛霖焦急万分。在他的奔走下，这片承载着新中国电子工业记忆的厂房得以保留，蜕变为如今蜚声国内的798艺术区。

真正的星辰大海，从来都不在宇宙深处，而在一代又一代拓荒者滚烫的胸腔里,那里永远燃烧着为家国筑梦的火焰。从延安岁月到新中国成立，从战士到博士到院士，罗沛霖的一生始终与国家电子工业的脉搏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