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2年5月，当时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世界科协”）主席、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就曾提议建立世界科协北京中心。1962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十四次执行理事会会议上，通过了在北京建立世界科协东亚区域中心（即世界科协北京中心）的决议。中国科协欣然承担这一光荣的国际义务，启动了北京中心的筹备工作。

1963年9月，世界科协北京中心成立。之后，开始筹备北京科学讨论会。1964年2月初，中国科协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在北京召开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五国代表会议，商讨筹办事宜。

1963年9月，世界科协北京中心成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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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开国际会议？曾有学者总结为两方面原因：首先，新中国力图冲破美苏科技封锁，在建立和全世界更广泛联系的同时，塑造独立自主、不为附庸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其次，世界科协希望更有效地促进各会员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这两方面原因共同促成了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以及后续的科学交流。

1964年3月5日，中国科协主席李四光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主任张维向世界有关国家发出了《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邀请书》，主题为“有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科学问题”。

中国作为这次科学讨论会的东道主，力求在会上展现最为优秀的科研成果，因此在报告论文的遴选上规定了严格标准。中国代表团领导小组在会议筹备阶段就对中国提交的论文提出基本选拔原则：已发表过的论文，凡是在国外学术会议或在对外交换的学报上发表过的论文不能再到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原文宣读。但若经过系统分析并有新的创造性内容，则可引用已发表过的成果。另外，凡在国内学术会议或年会上宣读过或是在国内发行（不出国）的学报上发表过的论文均可以采用。论文宁缺毋滥。

1964年8月21日至31日，北京科学讨论会顺利召开，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了这次空前的盛会，共提交了299篇论文。与会的各国代表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专家。中国代表团由61人组成，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周培源任团长，张劲夫、范长江、张友渔、张维、钱信忠、于光远任副团长。

会议所收到的299篇论文，包括理、工、农、医、政治与法律、经济、教育、语言文学、哲学历史等领域，在会议上进行宣读和讨论。

在地学领域，施雅风在大会上宣读了《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的论文。会议期间还展出了相关的科考成果，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作为考察队队长，冰川学家、地理学家，施雅风参与了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主持了考察报告的编写。

1964年完成的希夏邦马峰考察开启了我国青藏高原隆升研究，收集到大量珍贵资料和标本，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成果。考察结束后不久，施雅风就接到了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通知。

为了保障会议的顺利召开，在北京友谊宾馆北侧专门修建了“北京科学会堂”，会堂内安装了几套同步翻译设备，并安排了英、法、西班牙文同声翻译。当时的同声翻译并不是现场翻译，而是根据事先提供的外文稿同步进行朗读。施雅风和刘东生共同将报告翻译为英文。施雅风觉得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够，还找了同事的爱人帮忙进行修改。

《1964年希夏邦马科学考察初步报告》（讲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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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的参会规格很高，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作为共同发起国，日本派出了一支以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为首的由6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外国代表中有17位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还有20多位大学校长和科学院院长，40多位研究所所长和大学系主任。

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始学术交流活动的第一天，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就在会上宣读了他们集体提出的有关基本粒子物理研究中方法论的论文——《核力问题》《基本粒子的坂田模型方法》。这两篇论文，系统地介绍了在基本粒子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

1964年，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使用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文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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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是新中国科技外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更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在科技领域自主探索的坚定决心与蓬勃活力。正如时任中国科协主席李四光在北京科学讨论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也是四大洲科学家第一次互相观摩的大会。在会议上宣读和讨论的二百多篇科学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四大洲各国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这是一次绚丽多彩、成果丰硕的科学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