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的展柜中，陈列着一本红色封皮、朴素大方的著作——《实用小麦论》。这本撰成于1930年的专著，是中国第一本小麦科学专著，作者正是时年35岁的金善宝。

在它问世之前，国内关于小麦的著作全部来自欧美。然而，因为气候、土壤、品种的差异，这些经验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于是，金善宝在理论方面参考国外有关资料，同时补充本国实践所得的素材，写出了这本适应中国农学生的小麦研究教材。

而这本书，只是他七十余载“麦田人生”中的众多贡献之一。

1932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发生了一件让金善宝终生难忘的事。

在一次学校聚餐会上，一名美国学生把桌上的剩饭推到金善宝面前，狂妄地说：“Mr.金，把这些剩饭拿去给中国人吃吧，中国人正在饿着肚子呢！”

金善宝听后，一字一句地回敬道：“很遗憾，中国离这里太远了，请先生还是拿到芝加哥的公园去吧，那里不是有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吗？他们正在等着这些面包填肚子呢。”

那个挑衅者自觉无趣，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

但金善宝的心却被深深刺痛了，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决不能在屈辱中生活；作为一个学农的中国留学生，来美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学成归国，报效祖国，振兴祖国农业、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

1933年，金善宝带着“改变国人吃饭难问题”的决心，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继续在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不久又转到中央大学农学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随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尽管身处大后方，日军频繁地轰炸依然严重干扰着科研活动。

受战争影响，我国的小麦产区被敌人侵占了大半。而人民需要粮食，抗战前线也需要大量粮食支援。为了尽快搜集和培育出能救命的良种，金善宝每年暑假都要深入各地农村走访调研。

1939年夏，他和同事赴川北考察农业，经绵阳、江油、剑阁、广元、茂县、松潘、灌县到达成都。每到一处，便向当地索取地图和有关农业生产资料，连夜抄录、整理和分析、讨论。途中他们经受不少艰难险阻，在平武县甚至被诬陷有“汉奸嫌疑”而遭到非法扣留。

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下，他依然走遍了四川，完成了对全省小麦品种的系统搜集和整理。

在重庆沙坪坝那间不足十平米的简陋宿舍里，他利用躲避空袭的间隙，与同事合作写下了《中国小麦区域》和《中国近三十年来小麦改进史》等重要论文，用笔杆和麦种在战火中守住了中国农业科学的火种。

新中国成立后，金善宝的育种工作进入了快车道。1956年，长江流域发生严重的条锈病疫情，许多小麦品种大片死亡，但他筛选出的“南大2419”表现出了良好的抗病性，成为中国历史上推广范围最广、应用时间最长的小麦品种之一。

然而，金善宝并不满足。小麦育种有一个天然的瓶颈：一年只能种一季。从杂交到获得一个稳定的品种，通常需要七八年甚至十年。

他时常感叹：“一年一代太慢了，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几个七八年？”为了在有限的生命里育出更多良种，他大胆提出了“南繁北育、异地加代”的设想。

1966年，71岁的金善宝没有停下脚步，他带着助手前往江西、安徽、湖南等地的高海拔山区，寻找适合夏季种植春小麦的地点。他们先后考察了井冈山桐木岭、庐山牯岭、黄山、天目山等地，最终确定了几处可以进行夏播的地点。这样，一年就能完成两代育种。

但这还不够，金善宝想要的是“一年三代”。他和助手们摸索出了一条路线：春季在北京播种，夏季收获后立即带到庐山夏播，秋季收获后再送到广东湛江或海南通什进行冬播，次年春季收获后，北京的春天又来了。

这一创举将春小麦新品种的选育时间从十年左右缩短到了三四年，极大地加快了育种进程。

如今每一年夏收时节，全国育种基地依旧沿用他开创的南繁模式，亿万亩麦田里的良种，延续着他当年踏遍山河埋下的种子。金色麦浪年年起伏，而那位头戴草帽、俯身田间的老人，永远守在中国农业科研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