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各行各业都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人民生活、国家生产依赖的照明工业深陷于“卡脖子”困境：国内仅有南京灯泡厂能小批量生产日光灯，而生产的核心原料——荧光粉，却完全依赖进口。昂贵的进口价格、时常中断的供应，像两道无形的枷锁，困住了国产日光灯的规模化生产，也让中国照明工业只能在“借光”中艰难前行。

1953年，26岁的徐晓白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在著名化学家柳大纲先生领导下，研制属于中国自己的日光灯荧光材料，并担任科技攻关小组副组长。

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赶进度，徐晓白干脆以实验室为家，日夜扎根在试验台前。困了，就趴在实验桌上小憩片刻；醒了，便立刻投入实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徐晓白的带领下，这个年轻的攻关项目组攻坚克难，在当年年底便顺利完成全部实验，成功掌握多种发光效率高、具备不同色温的荧光料制备技术。

但这只是第一步。要实现工业化应用，还需要克服更多的技术难关。

徐晓白带领团队继续深耕，经过数年反复试验、优化改进，终于在国内率先研制出卤磷酸钙新型日光灯荧光料，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

徐晓白和同事在现场参观清洁固体燃料的设备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这种荧光料不仅发光强度稍高于外国样品，而且制造成本不及进口荧光粉价格的1/4。

研制成功后，徐晓白毫无保留地将全套技术资料无偿移交给南京灯泡厂。

凭借这套核心技术，南京灯泡厂迅速实现荧光料规模化量产，新型日光灯逐步走向全国，我国彻底结束了依赖有毒、价高的锌铍硅酸盐系荧光粉，真正结束“借光”时代，迎来了自主发光的新生。

徐晓白和她的团队，用数年心血，以实实在在的成果，令中国照明工业从“不可以”，变成了斩钉截铁的“不，可以”。

1980年，53岁的徐晓白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在家人的支持下，年过半百的她放弃国内安稳的生活，毅然背上行囊，踏入异国他乡的校园，像一名学生，努力吸取国际上最新的知识。

在伯克利分校学习期间，徐晓白的研究重心是多环芳烃与硝基多环芳烃领域，这也是当时国际环境化学界热议的话题。

彼时，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明确列出94种致癌化合物，其中15种属于多环芳烃——这类物质广泛存在于人类生存的环境中，污染环境、危害健康，研究价值重大但难度极高。许多知名科学家都摇头放弃。

徐晓白深知，这项研究虽充满挑战，却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如能找出其中的奥秘，将解决环境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多学科关注的难题，也将产生一连串不可预估的良性效应。她相信这一课题既有远大前景，也有极大可行性。她找准方向，坚持不懈努力和付出，终换来有价值的成果。

但是研究初期，徐晓白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实验屡屡受挫。跟她合作的美国教授对她的工作颇有微词，认为这个项目即使投入了，也很难出成果，劝她早日另换题目。

周围人的质疑与不解，像一层无形的压力，笼罩在她的心头。但徐晓白从未动摇，更没有放弃。

徐晓白在浙江野外考察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为了突破研究瓶颈，徐晓白深耕实验一线，以严谨细致的态度，运用多种实验手段，从柴油机排放颗粒物的有机溶剂提取物中，分离出上千个级分，逐一分析、反复验证，终于成功提取到一系列致突变和致癌物质。

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为了人民拥有更好的生活，国家着手解决过去未受重视的环境破坏污染、环境治理的各项难题。各种各样的污染物，对人类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如何治理这些污染物，还人民一个青山绿水的健康环境。这就需要环境化学家进一步阐明原理，找到污染源头。徐晓白深知国家对环境化学的需要，她珍惜在美国学习的机会，发誓一定要在这一方向做出结果来。1981年，徐晓白首次报道柴油机颗粒物中检出的强致癌物2-硝基芴；随后，她又系统阐明五十多种硝基多环芳烃及含氧硝基多环芳烃等直接致突变物，并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了2篇被学界公认具有创造性的论文。

徐晓白在有毒化学品安全性评价学术研讨会上作报告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徐晓白的研究成果不仅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可，对其他国家的大气污染研究也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更是成为当时美国有关部门决策是否实施柴油机化的重要依据之一。可以说，她在这个领域内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以她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的环境化学家，用扎实的科研成果，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科学家的声音，在环境化学领域实现重大跨越。她再次将“不可以”，变成了漂亮的“不，可以”。

审核专家：胡晓菁，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