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11日，云南永善、大关两县交界发生7.1级地震，胡聿贤前往震区考察。一张老照片留下了他此次野外考察的身影。

照片中的他手拄木棍，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山高坡陡，碎石遍地，他带领着队员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他的目光落在山野间，仔细搜寻地震留下的痕迹。

这一年，他已经52岁。

对于胡聿贤来说，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比起坐在办公室里推演公式，他更愿意走到震害发生的地方，亲眼看看房屋是怎样损坏的，地面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以及同样一场地震，为什么会给不同地方带来不一样的后果。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7级地震。为了获取震后第一手资料，年近半百的胡聿贤来到灾区，和年轻科研人员一起展开调查。

通海地震的震区多山地丘陵，村寨分散，地形复杂。为了弄清地震造成的破坏，他们走进一个又一个村寨，查看受损房屋，调查当地的地质和地形条件，把零散的震害现象逐一记录下来。

这一走，就是一年多。

胡聿贤和同事走遍了当地6个县的1390多个村寨，调查线路长达上万公里。为了减轻灾区人民负担，胡聿贤和同事都是自己上山砍柴，开伙做饭，为长期坚持现场工作创造了条件。

山路崎岖，野外工作条件艰苦，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是家常便饭，惊险事故也时有发生。有一次，胡聿贤乘车从石屏落水洞返回，途中遭遇暴雨，道路被冲毁，汽车直冲山下，滑至路边不到半米处，险些翻入50多米深的峡谷。

虽然野外考察凶险艰苦，但胡聿贤却苦中作乐，把这段经历编成了一首“三字经”：

“通海震，作外调。峡谷深，峭壁高。查震害，背行包……自砍柴，起炉灶。老中青，结合好。同吃苦，共耐劳......”

在胡聿贤看来，格物致知、躬行实践是获取真理的不二法门。他要寻找的，不只是地震造成了多大破坏，而是破坏背后深层的原因。

当时，地震现场调查主要依据地震烈度来评价震害。但随着调查不断深入，一个问题逐渐显现：单凭烈度指标，还不足以准确描述不同建筑物的受损情况。同样受到地震影响，建筑物的结构类型、建筑质量、所在场地的地质条件，都可能影响最终的破坏程度。

于是，胡聿贤和同事从大量现场调查资料中寻找新的办法。他们综合考虑场地条件、房屋结构类型和建筑质量等因素，提出用“震害指数”衡量建筑物的破损程度，让震害评价不再只依赖单一的烈度指标。

这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新概念。它背后是一个个村寨的实地调查，是对不同建筑受损情况的反复观察，也是对已有评价方法的追问。

自1962年广东河源地震以来，我国境内大部分破坏性地震的现场都留下了胡聿贤的足迹。2008年汶川地震，86岁高龄的胡聿贤依旧出现在地震现场指导工作，他说：“你们不要担心我的身体，如果不让我去现场，我的科研生命就要结束。”

一句话，道出他扎根现场的执着。对于胡聿贤来说，地震工程研究不能离开真实的震害，科学结论也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科研必须来源于实践并为生产建设服务。

胡聿贤坚持推动地震学与工程学的深度结合，为工程抗震设计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他先后参与新丰江大坝、三峡大坝、四川南部钢铁基地、渤海油田等重大工程的抗震研究与地震危险性分析，并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本核电站抗震设计规范，为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的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和减灾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通海1390多个村寨的长途跋涉，到汶川震区的高龄奔赴，再到重大工程的抗震研究，胡聿贤用一生不断追问地震背后的规律。

2023年10月30日，胡聿贤走完了他101年的人生旅程。那些走过的山路、记录过的震害，以及一次次对科学问题的追问，最终汇入中国工程抗震事业的发展之中。

地震发生时，大地的力量无法阻挡；但在灾害到来之前，人们可以通过科学认识风险、改进设计、减少损失。胡聿贤用一生证明，科学家的脚步不只通向未知，也通向千家万户的安宁。

科学家简介：

胡聿贤（1922年10月14日—2023年10月30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地震工程学家。

胡聿贤长期从事地震工程研究，率先提出将地质学、地球物理学与地震工程学、社会科学相结合，将随机振动理论应用于地震工程领域；他领导研究场地条件对地震动和震害的影响，提出地震动估计的映射方法，创造性提出地震危险性分析综合概率法，深入开展城市震害预测与防灾减灾研究，主持编制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为城市与工程抗震设防及减灾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