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严济慈赴法国巴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卢沟桥事变战报传来，他当场用法语向全球学者揭露日军扬言轰炸北平、摧毁千年古都的侵略行径，呼吁国际舆论声援中国抗战。

严济慈谢绝法国学界避难挽留，绕道越南、香港辗转抵达昆明，将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迁入黑龙潭龙泉观荒庙，暂停前沿基础物理研究，组织团队转产战时军用仪器。

严济慈在物理研究所实验室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简陋条件下，团队手工研磨水晶镜片、组装各类光学设备，抗战期间累计产出：千余片无线电石英振荡器保障防空电台通信、300多套测距镜与望远镜配发前线部队、500台高倍率显微镜供给战地医院。他曾直言：“我虽一介书生，不能赴前线拼杀，但要以科学为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

七七事变爆发时，化学家陈康白正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求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温道斯，学术前景广阔。听闻国土沦陷，他当即打包全套化学实验设备、外文专业书籍，携家人登船回国，遵照恩师徐特立指引奔赴延安。

陈康白(右)与徐特立在延安

来源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1937年底，毛泽东接见陈康白，拨付两万大洋支持边区科研建设。陈康白牵头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兼任三边盐业处处长，深入毛乌素沙地勘探盐矿、改良制盐工艺，解决边区军民食盐短缺难题；同时研发简易化工原料、改良地雷、手榴弹生产工艺，依托科学技术支撑敌后大生产与游击作战，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物资封锁。

七七事变后，淞沪会战爆发，杭州直面日军轰炸威胁，竺可桢提前布局迁校，自1937年11月启动浙大西迁，历时两年多，带领千余名师生，携带完整图书仪器，跨越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跋涉2600公里，四次迁移辗转办学，最终扎根遵义、湄潭，史称“文军长征”。

浙江大学师生在西迁途中

来源 | 杭州党史网

迁徙途中，他受托转运140箱《四库全书》，为躲避日军劫掠损毁，他将书籍藏于贵阳地母洞，由专人看护；即便途中接连痛失幼子、妻子，仍全程坚持气象观测、地质科考，从未中断教学科研，用迁徙证明：国土可流亡，科学与文脉不可断绝。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奉命南迁，校园被日军占据。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深知，实验室里存有极贵重的稀有金属镭，为了不让其落入敌手，冒着生命危险，在工友配合下潜入被日军管控的科学馆，将镭从保险柜取出，并设法送往天津，交予物理系主任叶企孙，最终由外籍教授华敦德一路护送至西南大后方保存。

1926年，叶企孙和阎裕昌在清华大学科学馆门口（一排左三为叶企孙，二排左二为阎裕昌）

来源 | 清华大学档案馆

叶企孙留守天津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一边安置南迁师生，一边秘密动员、选派师生前往根据地，为抗日输送关键技术人才。其中，他的学生熊大缜因工作突出，出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长；阎裕昌抵达冀中八路军根据地后，成功解决了炸药自爆的难题，同时就地取材研制出了电雷管电路。1942年，阎裕昌不幸被俘，面对威逼利诱，他铁骨铮铮、坚贞不屈，始终坚守民族气节，最终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了科研报国、以身许国的赤诚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