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拟资助中美合作编写《中国植物志》，但要中国方面将国内收藏的模式标本运往美国，在大洋彼岸编写。时任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植物学家钱崇澍，面临这场关乎中国植物学学术主权的抉择，慷慨陈词：“我国的植物志，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编写，不能由外国人写！”

钱崇澍

来源 | 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铿锵态度的背后，是钱崇澍数十年来对国内植物学窘迫现状的痛切感知。中国植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然而自19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植物的研究话语权长期被外国人掌握，大量模式标本由国外机构收藏，研究成果也大多由国外学者刊发。直至20世纪初，近代植物学在我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钱崇澍认为不建立中国近代植物学，怎能开发利用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又怎能改造我国落后的农业、林业，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呢？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有志之士，奔走呼号，献身于救国运动。我受到科学报国思想的影响，无意于追求高官厚禄，立志献身科学。”怀着这份笃定的信念，1910年钱崇澍考取庚款留美公费生，远赴海外深造。在哈佛大学，他亲眼看见大量采自中国的植物标本被妥善收藏、持续研究，反观国内相关馆藏匮乏、资料零散。这些落差深深刺痛了他，也让他更加确信：中国的草木，终究要由中国人来研究。他六年间辗转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学位，系统钻研植物分类学、生态学、生理学知识，以期学成归国，为祖国补上植物学研究的空缺。

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合影

来源 | 胡适纪念馆

1916年归国后，钱崇澍即刻动身奔赴山野，开启本土植物调查。“当时采集标本调查植被是很艰苦的，全靠步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是常事。”他深入浙江、江苏南部开展植物区系研究，累计采集标本一万多号，重点对浙江植物资源做系统性收集整理；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专门针对南京钟山森林、岩生植物开展定点观测研究。一次次山野跋涉，他真切触摸到祖国这座丰盈的绿色宝库，搭建起本土植物研究的基础。

1916年，他用拉丁文发表植物分类论文，是中国学者以近代科学方法为植物命名分类的第一篇文献；1917年发表《钡、锶、铈对水绵属的特殊作用》，又成为我国应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植物生理学的开山之作。

钱崇澍还清醒地意识到，零散的野外考察与研究不足以支撑一门学科生长，为了使植物学在祖国肥沃土地上扎根，必须组织力量，建立研究基地。于是他和胡先骕一道，创设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建立起实验室、标本室、图书馆等；1933年，在他和一众科学家倡议下，中国植物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植物学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钱崇澍（前排左二）与同仁在重庆

来源 | 中国科学院

学科的成长，同样离不开人才的培育。彼时国内还缺少高等植物学教材，钱崇澍最初亲手编写讲义，油印之后分发给学生。秦仁昌是他的第一批学生，晚年回忆说：“我常到教师宿舍问问题，见钱老师深夜还在紧张地备课，写讲义，有时甚至通宵工作。”1923年，钱崇澍与邹秉文、胡先骕合编了我国第一部大学生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该书此后为我国高校相关系科广泛采用。

课堂上他治学严格，要求学生边听讲、边记录，练就手耳并用的本领；还经常带学生奔赴野外实习，教他们辨识草木，讲解标本采集、压制与鉴定的全套方法。秦仁昌始终记得钱老那句：“一个标本上了台纸，好像一幅美丽的图画。”正是这份言传身教，让一批后继者踏上了植物学研究之路。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馆藏钱崇澍部分标本

来源 | 厦门大学

抗战烽火之中，生物研究所迁到重庆北碚。当局以“不改为国立就不发平价米”相要挟，企图接管这个民办研究所；他与所内同仁一同种菜、养猪，还和部分科研人员外出教课，换取粮食补助职工，在乱世中坚守学术独立性，苦苦守护珍贵的科研火种。有人劝他做官，被他断然回绝：“我宁愿步行十多里到一中学兼课，换几斗平价米维持生活，也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

新中国成立后，那句掷地有声的誓言终于迎来践行的契机。1959年，钱崇澍、胡先骕等二十余位植物学家联名倡议编纂《中国植物志》；同年，编委会正式成立，钱崇澍与陈焕镛担任首任主编，秦仁昌出任秘书长，自此开启一场跨越四代学者的漫长征程。

《中国植物志》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65年，钱崇澍溘然长逝，未能亲眼见证《中国植物志》这部鸿篇巨制全套完成出版（全套 于2004年出齐）。但他和先行者们拓荒种下的植物学种子，早已生根发芽、星火燎原。后继学者循着他的足迹，入深山、采标本、伏案校勘，最终完成这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草木大典。而他坚守学术主权、矢志科学报国的风骨，亦深深镌刻在中国科学家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