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4岁的秉志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当时的中国，生物学领域几乎一片空白——全国大学中没有独立的生物学系，更没有专门的生物学研究机构。秉志面对的，是一张真正的白纸。

“那就从零开始吧。”秉志郑重许下承诺。

1921年，秉志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并担任系主任。

秉志先生在做鲤鱼解剖实验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建系之初，经费匮乏、设备短缺，他便带领师生动手制作、就地取材改装；必需的仪器，他从个人薪水中挤出费用购置。

为了丰富教学标本，暑假他带着学生们远赴浙江、山东沿海实地采集。

但仅仅有生物系还不够，秉志还想建一个研究所，让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的动物。

1922年8月18日，在秉志与胡先骕等生物学家的共同筹建下，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秉志被推举为所长。

研究所成立之初，经费极其紧张。秉志多次捐出自己的大学薪金，为研究所添置仪器设备。在他的感召下，其他研究人员也时常自发捐款。夜深人静时，研究所里常常灯火通明，映照着一群科研人笃学求真的身影。

秉志调到动物研究所工作与形态学研究室同事的合影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南京的夏天酷热难耐，秉志常常汗如雨下，衣衫湿透，却照常伏案工作、不曾停歇。在他看来，“条件困难、时间不足虽然妨碍工作，但只要有决心，终能克服。”

在他的引领下，研究所逐渐形成了勤俭刻苦、笃学求真的优良学风。团队不仅开展形态学、生理学研究，更对中国动植物资源开展系统调查，积累下珍贵资料，先后发表研究论文数百篇。

1928年，秉志再度作为主要筹建者，发起成立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这所机构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之一。

从无到有，从教学到研究，秉志用近十年时间，在中国生物学的荒原上，开垦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园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夫人病重无法随行，秉志被迫滞留上海，身陷沦陷区。

日伪当局深知其学术声望，多方威逼利诱，欲邀其出山任职，均被秉志严词拒绝。

为了躲避敌伪的耳目，他化名“翟际潜”，蓄起胡须，开始了“隐居”生活——先在中国科学社总社明复图书馆重建实验室，后来潜在震旦大学的实验室里闭门做学问，同时还在友人经营的中药厂里研究药材蛀虫，八年颠沛，未曾动摇分毫。

即便身处如此艰难的环境，秉志仍然没有停止科研。没有实验室，他就自己创造条件；没有资料，他就凭记忆写作。八年里，他完成了多部论著。

秉志先生在撰写论文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不仅如此，他还以“骥千”和“伏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日寇暴行，鼓舞民众的抗战士气。

1945年抗战胜利后，秉志立即弃用化名“翟际潜”，恢复使用“秉志”为正式姓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关怀和重视，让年届花甲的秉志倍感振奋。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很少参加国家为高级专家组织的疗养休假，即便患有过敏性枯草热病，发作时十分痛苦，仍经常带病工作。“我一天不到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这是秉志常挂在嘴边的话。

秉老与研究室同志讨论工作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直到1965年2月20日——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实验室里忙碌着。

秉志去世后，他的女儿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那张他随身携带的小卡片。卡片上的“工作六律”与“日省六则”，仿佛一根坚韧的精神轴线，贯穿了他从荒野拓荒、危城蛰伏到全心奉献的完整科学人生。

从“翟际潜”变回秉志，改变的是时代与境遇，不变的却是他“努力勿懈”的勤勉与“切记勿违”的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