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王文采留下的那些精美绝伦的手绘植物图，仿佛能透过纸背，看到一位青年聚精会神描摹的身影。

在那个没有高清数码相机的年代，王文采手中的笔，就是最精准的“照相机”。

这份惊艳时光的“画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始于一位恩师的指引，和一段在野外与花草“耳鬓厮磨”的青春岁月。

王文采与植物分类学的结缘，始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读大三时的一门专业课——植物分类学。这门课的授课老师是著名植物学家林镕先生。

1948年4月初开始，林镕带全班同学到北京郊外的玉泉山等处开展野外实习。

漫山遍野的紫花地丁、蒲公英竞相开放，林镕随手采起一种植物，就能立刻讲出它所代表的科属特征、花的构造。

那一刻，原本对未来有些懵懂的王文采，心里那颗关于植物的种子被彻底唤醒。

从那时起，他便像着了魔一样，利用暑假和课余时间，独自跑到八达岭、西山等地去“寻宝”。

他小心翼翼地解剖花朵，一笔一划地绘出植物的外形和花部构造，并用文字认真记录植物的相关信息。

就这样，一笔一画，王文采心中那扇通往植物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

1950年，经胡先骕举荐，王文采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正式扎根植物分类领域。

王文采在中国科学院植物所101办公室内工作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王文采心里清楚，想要摸清中国植物的家底，光有画笔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搞分类，采集标本是第一步。”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祖国更险峻的山川。

1958年11月，王文采在云南勐腊的热带雨林考察时，不幸染上了恶性疟疾，病情很快恶化，连续多日高烧不退，整个人被拖到了死亡的边缘。

在危急时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的四名青年同志挺身而出，主动为王文采紧急献血1600毫升。这些滚烫的鲜血一点一滴输入他的体内，才硬生生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死里逃生的王文采并没有被吓退，此后，他依然多次义无反顾地进雨林、上高山。

几十年来，他风餐露宿，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在无数次与艰险的擦肩而过中，获得了极其丰富的一手研究资料。

正是凭借着这种不顾生死的执着，王文采在毛茛科、苦苣苔科、荨麻科等类群的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王文采在四川康定新都桥高山草甸上采集时留影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王文采一生共发表20个植物新属、约600个新种，是我国发现植物新类群最多的学者之一。

他主持编纂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与《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收录我国高等植物15000余种，约占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植物图鉴类著作。

晚年王文采右眼失明，仅靠左眼配合放大镜视物，却始终未曾放下画笔。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依然笔耕不辍，整理那些画了一辈子、也爱了一辈子的植物，将毕生心血凝结成一篇篇论文和专著，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生物多样性研究留下了宝贵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