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的贡献。” | 卢永根
日期:2026-08-12 来源: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正文字号:

2017年3月14日下午,华南农业大学校内的建设银行营业厅里走进来两位老人。

87岁的卢永根身形消瘦,在夫人徐雪宾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从一个破旧的牛皮纸信封里取出十多张存折,将毕生积蓄全部转入华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账户。因每笔转账都需输密码、签名,整套流程前后花了一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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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根在进行转账

来源丨澎湃新闻

七天后,工商银行工作人员上门办理业务,卢永根夫妇又将该行名下全部存款一并捐赠。

两笔捐款总计8809446元,这是华南农业大学建校108年来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学校用这笔款设立了“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奖励优秀青年教师。

面对旁人的不解,卢永根脱口而出:“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的贡献。”

可谁能想到,这位捐出巨款的老人,家里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椅子用铁丝绑了又绑。

卢永根对此却十分坦然:“这些东西没有用光、用烂,还能用,物还没有尽其用。”

平日里,卢永根常常拎着半旧饭盒,与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一荤一素二两饭,坐在不起眼的位置,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遇到浪费饭菜的学生,他会善意地提醒:“多少棵水稻才能长成一碗米饭?”

其实,他本可以不用过得如此清贫。

1930年,卢永根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一个中产家庭,家里有电话、出门有汽车。

11岁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次年,他被父亲送回广东花都老家避难。战争的残酷让他觉醒:“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使我觉醒到当亡国奴的悲惨。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复兴效力。”

1949年8月9日,19岁的卢永根在香港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那一天,他终生难忘,将其视为自己的“第二个生日”。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放弃优渥的生活,考入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后来根据组织安排转入农学院。

1952年,岭南大学农学院整体并入新成立的华南农学院。作为华南农学院的首批学生,卢永根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丁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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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届(首届)毕业班同学校园内合影,卢永根在后排右二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卢永根继承了导师的衣钵,把保护稻种资源当作毕生使命。只要听说哪里有野生稻,他就带着学生去寻找。许多珍贵的稻种,都是翻山越岭一株一株找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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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卢永根(右3)随丁颖院士(左3)在宁夏引黄灌区考察水稻

来源丨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2001年前后,已是七旬老人的卢永根,听说广东佛冈一处山顶有野生稻,他立即动身。

那座山荆棘丛生,密密的乔木与灌木阻挡了脚步。卢永根拄着手杖弯着腰,踏过荆棘,一边开道一边攀爬。爬到半山腰,他体力不支,学生们连搀带扶,架着他慢慢往上走。山路崎岖陡峭,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顶,学生们想让他先歇一歇,他却说:“找!赶紧找!”

快到山顶时,终于发现了野生稻,卢永根高兴得手舞足蹈,像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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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卢永根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杂交试验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几十年下来,他带领团队收集、保护了上万份水稻种质资源,建成了华南地区最大的野生水稻基因库。 在卢永根看来,每一次野生稻的发现,都意味着一种新的可能,蕴含着解决人类粮食问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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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根在水稻生态室筹建期间与同事合影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他不仅是稻田里的耕耘者,更是讲台上的点灯人。

担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12年间,他力排众议,破格提拔了八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后来他们成长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被师生们称为“华农八大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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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根指导学生时留影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他常常教导学生:“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2019年8月12日,89岁的卢永根与世长辞。 按照他和家属的意见,不举行任何遗体告别仪式,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科研和医学教育事业。 这是他作为“布衣院士”的最后一份“教材”,也是他为党和国家作出的最后一次贡献。

他甘愿化作护花春泥,不仅把水稻的根深深扎进祖国大地,更把爱国、奉献的种子,播撒在一代代后辈的心田。

科学家简介:

卢永根(1930年12月2日—2019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

卢永根长期从事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在稻的遗传资源、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新学术观点;保存了华南地区最大的野生水稻基因库,带领团队选育作物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我国水稻育种和农业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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