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

这里是放射化学的圣地，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居里夫人长女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的杨承宗，刚刚在这里以最优秀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951年约里奥·居里夫人举杯庆祝杨承宗（左一）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向杨承宗发出了高薪的续聘邀请，但是几天后他却正式提出了辞职。

这份决定，早已在心中酝酿了两年。

两年前新中国成立，周恩来总理向分布在全世界的中国科学家发出召唤：回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得知这一消息后，杨承宗主动响应，并给钱三强写信，要求回国服务。但钱三强回电：再等一等，做好准备再回国。

等待期间，国内托人辗转带去3000美元经费，一同寄到的还有钱三强的信。信中嘱托他利用这笔经费，购置同位素试剂、原子能专业书籍、科研仪器、实验药品，以及关键的计数进位器，为祖国核科学事业储备首批科研物资。

归国前夕的杨承宗，终日奔波忙碌。有限的专项经费不足以购置全部所需设备，他毫不犹豫拿出自己留法期间省吃俭用积攒的全部私蓄，自掏腰包补齐缺口，倾尽所有为祖国筹备科研装备。十余件大小行李箱整齐排满大学城宿舍走廊，每一件行囊里，都装满了他对祖国科研崛起的殷切期盼。

杨承宗回国带的行李箱之一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跨越山海归国，杨承宗的行囊中，藏着两件足以改写中国核科学发展历程的“无价之宝”。

其一，是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这是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亲手研制的国际镭标准样本，在当时物资、技术极度匮乏的中国，成为国内铀矿探测、核科研计量校准的唯一权威实物标准，为我国早期核科学研究筑牢了根基。

其二，是约里奥·居里先生的口信：“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杨承宗保存的约里奥·居里先生生日贺卡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多年后世人方才知晓，这句掷地有声的忠告，深刻坚定了我国自主研发核武器、筑牢国防屏障的战略决心，为中国核事业的起步与发展，注入了精神力量。

1951年9月底，杨承宗回到了阔别四年之久的祖国，正式踏上全新的时代征程。

1951年杨承宗回国途中第一次踏上新中国的轮船“石门号”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回国后，摆在杨承宗面前的，是真正的“一穷二白”。没有现成的实验室，他亲手画图纸、跑材料，在北京建起了新中国第一座放射化学实验楼。

1953年初，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摆在他面前：修复北京协和医院一套废弃多年、存在严重放射性氡气泄漏风险的旧装置。

面对强放射源，在防护设备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他带领助手成功完成了修复，消除了重大安全隐患，使这套装置投入使用，为新中国生产宝贵的放射源。

依托这套装置，实验物理组戴传曾成功研制氡-铍中子源，我国首次实现人工放射性技术突破。

这份突破背后代价沉重，长期辐射侵害让杨承宗右眼遭受重创，视力持续衰退，最终近乎完全失明。

杨承宗坚持靠左眼仅存的视力工作

来源 | 中国科学报

组织上关切地询问，他只平静地说：“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取许多人的安全，值得。”

这只眼睛换来了新中国核领域的第一束“希望之光”。

如果说修复提氡装置是前哨战，那么1961年接到的任务，就是决定性的攻坚战。

1960年，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留下未竟的核燃料提纯工厂，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所（铀矿选冶所）陷入困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粮食”——高纯度铀，可能面临断炊。

杨承宗临危受命，被紧急调任该所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持业务工作。

摆在团队面前的是前所未有的艰难挑战：我国发现的铀矿石，品位极低，杂质成分复杂，国外技术完全无法套用。

没有现成工艺，那就从零开始摸索。他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队伍，在河北荒漠边的简陋厂房里，用45天建起中国第一个二氧化铀冶炼厂，开始了昼夜不舍的攻关。

杨承宗在指导学生实验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杨承宗强忍眼疾伤痛，穿梭在各个关键岗位。经过无数次失败，他们不仅独创了一套高效的萃取净化流程，将铀的回收率大幅提高，更将原本冗长的生产工艺大大简化。

1964年初，他们提前三个月，将2.5吨纯净度极高的核纯铀化合物产品交付国家。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粮食”，备好了。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世界。

这声巨响，是一个民族挺直腰杆的宣言，也是这位拿着小米月薪的科学家，倾尽一生赤诚报国，留给历史最铿锵有力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