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夏天，62岁的徐叙瑢刚刚经历了一场开颅手术，伤口还没完全恢复，他就登上了飞往美国麦迪逊的航班。出席在那里举办的三年一届的国际发光会议。

此行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把下一届国际发光会议带到中国。

彼时，这项顶级国际会议从未由第三世界国家承办，委员会对中国能否办好这样高规格的学术会议，抱有极大的疑虑。

但徐叙瑢不是去碰运气的，他以实力和事实说话。会上，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发光学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和学术积累。在他的全力争取以及国际友人的声援支持下，组委会最终被成功说服。

1987年，第八届国际发光会议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徐叙瑢担任大会主席。会议的各项工作得到了国外专家的一致称赞。中国发光学也自此站上了国际学术舞台的前沿。

1987年，徐叙瑢在北京国际发光学术会议招待会上致欢迎词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这种为国家科技事业“拼命”的执着，贯穿了徐叙瑢的一生。而他与“发光”的结缘，源于一次为了国家需要的“中途改行”。

1945年，徐叙瑢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昆明一家光学厂工作。次年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后，他随即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1947年他兼做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教授的研究生。此时，他找到了自己钟爱的研究方向——光谱学。1951年，组织上有意调他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固体发光科学研究，并找他谈话。

1941年，徐叙瑢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时的学籍卡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一边是自己原本热爱的研究方向，一边是全然陌生的科研领域，徐叙瑢一时陷入两难。但在了解到我国固体发光学科尚属空白、且是国家发展的迫切所需后，他毅然服从组织安排，“改行”投身新领域。

1951年，徐叙瑢被派往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深造。在苏期间，他做了一件震动国际发光界的事——他的实验结果打破了国际著名固体物理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莫特的论断。

莫特在专著中断言“导带电子是不可区分的”，徐叙瑢用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导带电子是可能区分的。这一发现开创了过热电子研究的先河。

苏联光学家列夫•尼古拉•托尔斯泰评价：“徐的工作是一项非常漂亮的工作！”

1955年回国后，徐叙瑢与许少鸿、黄有莘等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发光学研究室。

此后，他先后在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天津理工学院、北京交通大学等单位工作。在哪里工作，就把发光学研究基地建在哪里。

他不仅在国际上首创了第三代场致发光模型，提出了“分层优化”方案，还率先将光探针实验方法应用于癌症早期诊断，取得了多项国际领先的成果。

1996年8月20日，徐叙瑢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发光学术会议上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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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开创了我国第一个发光学专业，培养了大量发光学科的骨干，他常说：“我的责任就是把青年一代带到国际比赛的起跑线，让更多的年轻人超过自己。”

徐叙瑢用数十年的努力，践行了“照亮全中国”的毕生愿景。他不仅用科学之光照亮了国家前行的道路，更以甘为人梯的胸怀，为无数青年学子铺就了成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