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松恩的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年荣誉奖状

戴松恩在留学期间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他坚定地认为：“搞农业离不开土地，只有在祖国的土地上，我那点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家乡父老、为更多人服务。”

1936年，戴松恩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为了建设祖国的作物遗传育种事业”，他再三拒绝了导师的挽留，于1937年初毅然归国。不久，全面抗战爆发，他辗转西南坚持农业科研，以科技助力战时农业生产。

作为农业大国，玉米是我国的高产作物之一。但在20世纪30年代末，国内曾有人提出要大量引进美国双杂交玉米种子，认为直接引种就能立刻实现高产增产，准备大面积推广。

那时，在中央农业实验所贵阳工作站工作的戴松恩拒绝了跟风盲从，坚持开展了三年对照引种试验。他反复记录产量性状，最终得出结论：美国双杂交玉米并不适配本土气候和土壤，整体产量并不优于当地最优品种，有的甚至更差，直接引进并不能稳定增产。1939年，他在《农报》发表《美国杂交玉米在我国的利用问题》一文，提出了正确路线：不能直接全盘引进成品杂交玉米，应利用其自交系和本土材料杂交，培育适配我国生态环境的新品种。这为我国玉米杂交育种指明了本土化方向，避免农民和国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戴松恩历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科院副秘书长、研究生院副院长等职，他始终记得周恩来总理对他的嘱托：“希望你用科学技术增多小麦，让人人都能吃上白面。”为这个虽然质朴，彼时却看上去遥不可及的愿望，他奋斗了一生。

20世纪20年代，戴松恩进入作物遗传育种研究领域，当时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他参与育成并推广了金大2905、金大26等小麦品种。    

20世纪30年代，戴松恩对来自中国、苏联、美国的小麦品种进行性状遗传规律研究。当时这种规模的遗传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他通过对6个普通小麦品种的春冬性及穗部、叶片等十多个性状的遗传分析，明确了单性状的遗传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连锁遗传关系，并以博士论文形式发表了题为“中俄美小麦品种杂交之遗传研究”的报告。

1941年，戴松恩在连续四年的抗病性鉴定试验基础上，发表了《小麦赤霉病抗病性研究》一文，指出在严格接种条件下中国小麦品种中有对小麦赤霉病表现抵抗的材料，并以云南“牟定火麦”为例，论证了选育抗病品种的可能性。这一发现，对发展我国小麦抗赤霉病育种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1958年初，随团赴苏联考察回国后，戴松恩发表了《关于农学及园艺等方面的访苏传达报告》，该文就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荒地开发问题等提出了迄今看来仍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20世纪70年代末，为缩小我国在小麦育种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上与国外的差距，戴松恩主持了“小麦非整倍体研究”。这项研究是为小麦定向育种提供理论根据的基础研究，利用非整倍体材料和相应的分析方法，测定基因位置及连锁关系，通过染色体附加、代换和易位技术，达到有计划、有步骤地创造麦类新品种的目的。

1978年7月，戴松恩在“全国农业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农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倡议当时的农林部种子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该法历经三次修订，于2000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对我国种业发展、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戴松恩常说：“个人的得失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有心中装下祖国、民族的利益，个人有限的才华、智慧才能焕发出灿烂的光彩。”从基础细胞遗传研究、小麦抗病育种，到西南经济作物改良、玉米本土化育种路线纠偏，再到老年深耕小麦遗传基础、呼吁种业法治建设，他一生坚守实证科研、立足本土，拒绝照搬外来模式，守护我国农业育种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