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西安的一处住所里，24岁的罗沛霖在灯下奋笔疾书。

他在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写自荐信，信中写道：“我有无线电专长，愿为抗战效力。”

他知道，这封自荐信，将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在此之前，罗沛霖在上海的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工作，月薪高达120块银元。但国难当头，他毅然辞去了这份优渥的工作。

“我们那时候大家想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抗战。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这方面。” 罗沛霖后来回忆道。

1938年初春，几经周折，罗沛霖背着装满无线电书籍的藤箱，终于踏进了清凉山南麓的窑洞。

在这里，罗沛霖参与创建了边区第一个通信器材厂——延安通信材料厂。

延安的物资匮乏程度超乎想象。通信材料厂仅有一台手摇车床、一台手板刨床、一台手摇钻台和几把老虎钳。

但这没有难倒罗沛霖。没有润滑油，他想到了炊事班的猪油；没有绝缘材料，他用当地特有的杜梨木代替；没有酒精，烧酒成了替代品。

在他的巧妙改装下，60余部电台被送往抗日前线，极大地改善了前线通讯工具短缺的问题。

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在技术上率先设计使用波段开关，这一创新，比当时的苏联和大后方还先行了一步。

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曾开玩笑说：“有了罗工程师，我们就不是‘土八路’了。”

毛主席更是亲自为延安通信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这段烽火岁月，在罗沛霖的生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2年春天，79岁的罗沛霖依旧精神矍铄，坐在书桌前字斟句酌，起草一份关乎中国工程科技发展的重要建议书——《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这份建议书，将由他与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等多位科学家联合署名，呈递给党中央。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工程院梦”，在罗沛霖心中已经酝酿了十余年。

1978年，罗沛霖随中国电子学会代表团访美，参观了美国工程科技界最高学术机构——美国国家工程院。

此次参观，让他认识到，一个国家级的工程科学院，对推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奠定全球领先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82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罗沛霖先后撰写了《实现四化必须发展工程科学技术》《技术科学在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地位》等文章，呼吁重视工程技术发展，并在此后的十余年，坚持推动成立中国工程院。

1992年初，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再次正式提出建议。

在建议书中，他写道：“鉴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的发展很不够，产业技术水平还很差，从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出发，贯彻‘服从于经济’‘服务于经济’的方针，我们建议从速建立中国的工程与技术科学院，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份建议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经过周密的筹备，中国工程院终于在1994年正式成立。

罗沛霖与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等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跻身“两院院士”行列。

从烽火延安的“土法”造电台，到晚年奔走建立中国工程院，罗沛霖用他的远见卓识，为中国工程科技界搭建了国家级平台，这份功绩永载史册，而他的匠心与担当，也永远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