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得住”，方能窥见远古植物的秘密

1944年的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时常遭受日军空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27岁的李星学开始了与古植物学的缘分。

当时，李星学已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两年，主要从事野外地质调查。在所长李春昱等人的力荐下，他开始跟随著名古植物学家斯行健研习古植物学。

斯老治学勤奋严谨、一丝不苟，对李星学影响甚大。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学术上，更体现在为人处世上。

跟随斯行健学习期间，李星学经历了从急躁到沉静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被借调到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从事找矿工作，几年下来，看到同时研究其他专业的同事都有论文问世，自己却没有什么具体成果，难免有些急躁情绪。

斯行健察觉后耐心教导：“想时髦，急于求成不是做学问的态度。青年人要坐得住，要能潜心于学，才有学好的希望。”

这句批评让李星学醍醐灌顶。

他放弃了急于出成绩的想法，开始系统地研习古植物学。经过1年左右的努力，很好地掌握了鉴定化石的方法，对文献资料也相当熟悉。

1956年春，李星学独立撰写了第一篇古植物学论文《论拟织羊齿》，斯行健阅后，大为欣赏，认定这是自己此前也忽视了的一种重要的二叠纪植物。

1956年12月，李星学出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第一组（古植物）副组长。此后，便在古植物学领域大显身手。

挑战权威，重写华北古植物史

20世纪50年代，国际古植物学界对华夏植物群的研究，主要依据瑞典古植物学家哈勒（T. G. Halle）1927年出版的《山西中部古生代植物》。

但李星学在野外考察和室内研究中逐渐发现，哈勒的结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不少出入。

例如，在山西组、上石盒子组（或龙潭组）、“石千峰组”的时代和对比问题上，以及在华夏植物群与苏联安加拉植物群的关系问题上，哈勒的结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想要挑战这样的国际权威，光有勇气不够，还得有扎扎实实的证据。

于是，李星学开始了系统性的研究工作。他跑遍华北各地，收集了大量植物化石标本，又查阅了近 300 种中外文献和专著，对每一个属种进行仔细鉴定、比对、分析。

终于，在1963年，他的代表作《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中国古生物志，总号第148册，新甲种第6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著作不仅大大充实了哈勒早年奠定基础的太原组、山西组植物群组合内容，还根据当时已发表的大量资料，较全面地总结了全国石炭纪-二叠纪植物组合的特点、演替概况以及其中某些代表属种的消长关系。

更重要的是，李星学首次建立了华北晚古生代植物组合系列——他划分出6个植物组合层序，为华北石炭纪、二叠纪地层的划分和对比提供了可靠的生物地层学依据。

这一成果打破了国际学界原有的框架，对哈勒的经典著作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我在《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一书中，系统研究了丰富的植物化石材料，”李星学后来总结道，“结合相关地层、古生物、古地理、古气候、沉积学等领域研究的新进展，我对前述哈勒教授等人的观点，本来早就有怀疑，逐一进行多方位的分析、深入的讨论，从而得出了与之不同的新结论。”

当李星学回顾这段经历时，他欣慰地写道：“我的那些观点，虽然很难说是完全正确，但大多站稳了脚跟。”事实上，他创立的华北古生代植物组合层序划分方案，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华北煤田地质实践中。

他一生笃信“勤能补拙”，最终，这份勤奋不仅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更让“李”这个姓氏，作为一种至高的国际学术礼遇，被永久镌刻在地球的岩石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