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237本工作笔记，合计4万页。

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的馆藏中，这一摞厚重的笔记格外引人注目。蓝色墨迹依然清晰如昨，笔迹工整、一丝不苟。

笔记的主人，叫李东英。

“一月一日，星期一，是一九五一年的第一天。为了忠实的、成功的完成党给予我的工作任务，我订定了如下的工作计划，并且为的时时检查便于修正偏差，决心坚持这写日记的良好习惯……”

1951年元旦，李东英写下了第一篇工作笔记。自此，无论寒暑更迭、岁月变迁，他始终笔耕不辍。研究进展、实验数据、工作思考、学习心得......4万多页纸，承载的不只是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的思考与心得，也静静讲述着一个与国家同行的百年人生。

1948年，李东英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他，选择了去东北，因为那里大量的工矿企业陷于瘫痪，急需人才恢复生产。

1948年李东英大学毕业时位照（用来赠给同学）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49年7月，东北解放初期，有色金属选矿厂刚刚恢复生产，却被一种叫“黄药”的选矿捕收剂卡住了脖子。这种药剂，当年日本人在东北研究了几个月都没能生产出来；而此时库存已然耗尽，复产迫在眉睫。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李东英被“抓”去救场。领导孙鸿儒望向他，眼神里充满信任：“东英，现在我们急需黄药，你是学化学的，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把黄药研制出来，今天你就到选矿药剂厂去，不要回抚顺了！”

时间紧、任务重，但李东英没有乱了阵脚。他立即着手分析原有技术条件无法成功的原因，边调整、边试验，边研究、边生产。两周后，第一批液体黄药研制成功。虽然比原定时间超了一周，可对于一项从零起步的攻关而言，已是速度惊人。

紧接着，为解决黄药的运输和储存难题，1950年下半年，李东英一鼓作气研制出可以生产固体黄药的工艺和设备。这套基本生产工艺，一直沿用至今。

1953年，李东英在斯维儿洛夫斯克选矿设计研究院合影（右三为李东英）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黄药一仗打得漂亮，但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只能生产8种有色金属，40多种稀有金属不能生产，严重制约了国防和经济建设。李东英两次赴苏联进修，系统学习有色金属选矿和稀有金属冶金。学成归国后，他带领团队攻克了30余种稀有金属的生产工艺，为“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提供了关键材料。

然而他并未止步于此。

当时稀土素有“工业味精”之称，主要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等领域。但李东英心里始终惦记着一件事：这些材料除了服务尖端工业，还能不能用在更广阔的天地？

1974年2月，李东英带钛考察团访问日本时留影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72年，52岁的李东英把目光投向了农业。他问自己：“量最大、面最广的应用是什么？是粮食。”于是他大胆提出：能不能把稀土用在农业上？

质疑声随之而来：这东西会不会有害？是不是浪费？没人敢下结论。李东英没有过多争论，而是带着团队扎进了河北燕郊的试验田，开始了一组对比试验——一块地施稀土，一块地不施，一株苗一株苗地对比，一年数据接一年数据地积累。

结果令人振奋：施用微量稀土的作物，普遍获得了显著增产，品质更好，抗病虫害能力也更强。更关键的是，经过严谨的高纯分析，稀土元素并未进入果实。

“把稀土用在农业上，是咱们国家的首创。”李东英后来骄傲地说。

在各方支持下，稀土农用很快在全国推开。到20世纪90年代初，应用已遍及30个省区市，平均年推广面积约5000万亩，累计增产粮食达100多亿斤，年增加经济效益6亿元以上。

1997年4月25日，李东英（右）参观稀土分离厂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只要我还有用，我就不会回避工作。”1979年，在即将退休的年纪，李东英担任起我国包头、攀枝花、金川三大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带头人，一干又是20多年。89岁高龄，他仍在担任中国工程院重大项目顾问。

从选矿药剂到稀有金属，再到稀土农用，李东英一次次重新出发。4万页笔记里写的从来不只是科研，更是一个普通人对“国家需要”四个字的郑重回应。他把这四个字，写进了“两弹一星”的腾飞里，也写进了百亿斤粮食的增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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