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64年夏天，北京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科学盛会——北京科学讨论会。

这并非一场普通的学术会议。它诞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严峻的外部环境，全球科技领域的话语权长期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广大亚非拉国家在国际科学事务中缺少足够的发声渠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依托刚成立不久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北京中心，主动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际科学舞台，让亚非拉国家真正拥有了自主决定科学议题的权力。

戴元本参加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工作记录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为了筹备这场会议，党和政府批准在北京友谊宾馆北侧专门修建北京科学会堂，意在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学术研讨、成果交流和业余活动的场地。这座被称作“科学家之家”的殿堂，是国家重视科技事业、支持世界科技交流合作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凝聚全球科技力量的重要一步。

1964年8月，北京科学讨论会隆重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齐聚北京。这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科学会议，以“有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科学问题”为主题，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让世界听见中国科学的声音，让广大亚非拉科学家共同站上学术舞台，以科技合作推动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

戴元本参加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工作记录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戴元本参与了本次会议的筹备与接待工作。他在工作记录中记载道：“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和东方都是空前的，过去的国际学术会议都以西方或苏联为主体，处境相同的不发达国家自己作主人来搞学术会议具有革命的意义。”

关于会议的由来，戴元本随后写道：“去年26国筹备会委托中国科协与世界科协北京中心筹备北京科学讨论会，北京讨论会与北京中心有关但不是一回事，北京中心不是中国一家的事，在世界科协会员国中还包括日本、朝、越，这次讨论会也不是中国一家请外国参加开会的，而是大家的事。”

当年36岁的戴元本，负责的主要是资料整理、名单核对、接待安排等工作，同无数幕后工作者一道，为这场盛会默默奉献。或许连他自己也未曾想到，当年随手记下的这些笔记，竟成为后人回望那个特殊年代的珍贵窗口。

正是这些鲜活的记录，还原出珍贵的历史图景：在冷战铁幕笼罩、外部封锁与技术壁垒重重的年代，新生的共和国，带领着一群年轻的科学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艰难求索、攻克难关，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也让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有人曾这样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一笔一划，默默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