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年轻的医生，叫王忠诚。

1965年，王忠诚的手术学笔记手稿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故事要从1951年那个冬天说起，那时，他还是一名“不懂脑外科”的普通外科医生。当时，王忠诚随抗美援朝医疗队在战地医院抢救伤员。一批又一批的伤员从前线转运下来，而他却对脑外伤的伤员束手无策，“脑外科我一点不懂，只能看着伤员痛苦呻吟甚至死去，觉得很内疚。”多年后，他仍清晰记得那种锥心的无力感。那时，他便立下誓言：“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学习神经外科，把中国的神经外科搞起来！”

1951年冬，王忠诚赴吉林洮南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担任救援小组组长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归来，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的神经外科培训班，师从我国神经外科奠基人赵以成教授。

在我国神经外科创业初期，国内对脑部疾病的诊断方法很落后，治疗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病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和生命危险，以至于当时神经外科界就有“诊断难死人，手术累死人，疗效气死人”之说，而国外当时已经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王忠诚察看患者病理片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盛夏的实验室里，王忠诚和同事们一遍遍在尸体上练习穿刺，为了确认造影位置的准确性，需要反复通过X线照射验证。而当时医院的防护装备是较差的，就连防护用的铅围裙都不够用，更谈不上隔离操作。

因长期暴露在辐射下，王忠诚的白细胞数一度降至正常值的一半，免疫力严重受损。他先后八次患上肺炎，两次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在学校里学过镭的杀伤力，知道危害性有多大，”王忠诚后来说，“但是，为了成功，必须豁出去，不管付出多少辛苦、多大代价。”7年，2500多份造影资料。1965年，凝聚着王忠诚全部心血的《脑血管造影术》问世，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一举缩短了与发达国家30年的差距。

王忠诚著作《脑血管造影术》

来源 | 北京天坛医院

为中国神经外科打下“地基”之后，王忠诚又一次次向神经外科的“无人区”发起挑战。

脑干，只有拇指大小，却掌管着人的心跳、呼吸和血压，曾长期被视为手术的绝对禁区。王忠诚率先提出“脑干和脊髓具有可塑性”的观点，总结出一套针对不同脑干肿瘤采取不同手术入路的理论和方法，他带领团队累计完成脑干肿瘤手术1200余例，手术死亡率低于1%，手术质量和数量居世界领先。

脑干之后，王忠诚又向另一个“不治之症”进军——脊髓内肿瘤。长期以来，这种病术后瘫痪率极高，国内外几乎无人问津。

王忠诚手术工作照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95年春，江苏一位18岁男孩被送进天坛医院，他的脊髓内长了一个粗约2.5厘米、长约22厘米、侵占9节椎体的巨大肿瘤。从未见过如此大的脊髓内肿瘤，但王忠诚还是决定试一试。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在手术台前站了整整十个小时，将肿瘤完整剥离，被国外同行称为“惊动世界的世纪之作”。

成功治疗世界上最大的脑干血管母细胞瘤，成功治疗世界上最大的枕大孔脑膜瘤，一次成功切除10个脑干和脊髓内多发血管母细胞瘤……在世界神经外科领域，王忠诚至今仍保持着多项手术纪录。

他是世界上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一度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也因此称他为“万颅之魂”。

王忠诚在指导学生研究显微解剖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晚年，放下手术刀，他又转向教学。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萨米曾由衷赞叹：“21世纪，中国神经外科会出现很多大师，而王忠诚是培养大师的大师。”

从战地医院里那个因无能为力而内疚的年轻医生，到世界上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万颅之魂”，王忠诚用一生实践着自己的人生诺言：“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发展神经外科事业，为患者多做一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