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高伯龙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立志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原本计划专注理论物理研究，却因国家建设需要迎来人生第一次转折。

高伯龙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三年后，刚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紧缺骨干教师，一纸调令将高伯龙选调至哈军工，成为物理教员。

即便投身教学工作，但他心中始终放不下理论物理研究。1970年，哈军工主体迁往长沙，之后更名为长沙工学院（1978年又更名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南迁第二年，两张神秘的小纸片递到学校，正是这两张小纸片，让高伯龙迎来人生的重要转折。

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两张纸片来自钱学森，纸片上的内容堪称世界级“密码”，上面写着激光陀螺的大致原理，难度无异于让一个从未见过火箭的人去设计火箭。

彼时国外对激光陀螺技术实施严密封锁，仅凭寥寥数行原理文字，想要攻克这项支撑飞行器、舰艇精确导航的核心技术，几乎是常人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高伯龙指导博士生工作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可高伯龙就认准了一件事，“国家急需，再难也要啃下来。”1975年，他从物理教研室调到承担激光陀螺研制任务的三系304教研室，开始参与相关工作。

他在广泛阅读国内外有关文献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凭借自身深厚的数理功底，反推出激光陀螺的关键理论，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就从理论上破译了钱学森的“密码”。

1980年，高伯龙在指导科研人员调试激光器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理论解决后，工艺难题如连绵高山，高伯龙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攀登。几乎每一个攻关都是从零开始，而其中最难攻破的是激光陀螺的“命根”——极高反射率和极高透过率的光学薄膜。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高伯龙带领课题组从头开始自己创造。没有实验室，他找到一间废弃的旧食堂，一砖一瓦地将它改造成简陋的实验室；没有实验装置，他就自己推着板车去建筑工地捡废料、搭平台；没有现成的软件，近60岁的高伯龙还当起了学生，自学了程序设计语言，自己动手编程；零件精度不达标，他就带领团队去请教经验丰富的工匠，采用手工打磨的方式……

高伯龙在进行科研工作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终于在1994年，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通过鉴定，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此技术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在镀膜的膜系设计和技术工艺水平上也实现重大突破，成为继美、德之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2006年12月，国内首套使用新型激光陀螺的单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4年后，双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精度国内第一。

高伯龙敲击键盘画面

来源 | CCTV7军事农业频道军事报道

2014年，激光陀螺创新团队走入公众视野。电视里，高伯龙那几秒钟的镜头，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穿着白背心，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两根弯曲的手指慢慢敲击着键盘……

有网友评论：“高伯龙院士穿着五块钱的背心，干着上亿元的大事。”也有网友说：“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高伯龙（1928年6月29日—2017年12月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激光陀螺专家。

自1975年起，高伯龙从事激光陀螺研制，率先对激光陀螺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1978年制成第一代实验室原理样机，并主持研制成功有关激光陀螺原理样机、实验室样机等，为我国的激光陀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作出了重大贡献。